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54 年，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因此家庭比较富裕。他年轻时 曾经游历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考察名胜古迹，调查社会风俗 ，公元前110年父亲去世，他继任太史令，并与其他官员共同制定了太阴历，受到皇帝的嘉奖。他常常与皇帝同游，谈古论今，尽显自己的才华，这让他飘飘然，心里失去了对皇权的敬畏感。公元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动了汉武帝的威严，他被施以腐刑（宫刑）失去了男儿之身，在狱中也受尽了折磨，公元前96年出狱，发奋著书， 他根据《春秋》《左传》《尚书》《国语》《世本》《战国策》史书记载，奋而著《史记 》。
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努力《史记》，就是为了让千古仰望自己的行为，身残志坚，照样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成就。 第3段翻译如下：有中等水平之人，往往与宦官相关，没有不沮丧的，何况那些慷慨的壮士？如今虽然朝廷缺乏人才，怎令我这个受过刑的人去举荐天下之豪俊？我依靠自己的祖业，在皇宫干了20多年，所以想：上不能对君王进纳忠言，献出诚实的心意，而有出谋划策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使隐居在岩穴中的贤士不至被埋没。外不能参军，攻城掠地，骑马挥刀，斩将拔旗之功劳。下不能日积月累成为官员，与同族弟兄四海为游而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四者没有一个随心如意，只能迎合他人，碌碌无为，没有一点成就，可见一斑。我在下大夫之列，只能在外庭议论，如果此时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我只是一个受刑的小吏，相形见绌，仰西于天，得意忘形，来讨论别人的功过是非，岂不是轻蔑朝廷，让当朝的有志之士蒙羞吗？
唉呀，我怎么能这么说呢？事情的是非曲直末节并不清楚，我年少的时候曾经放荡不羁，长大了也没有给乡里取得什么声誉。皇上以我的先人之故，使我得到一些薄技，能出入皇宫之间。我以为头戴着盆子怎么观天？我谢绝了原来的好友，不做家里原来的营生，日夜思虑自己的能力，一心钻营，想求得皇上的恩宠，然而事情仍然荒唐至极。我和李陵都在皇上手下做事，平时并不友好，上班和回家都不在一条路上，也没有在一块喝过一杯酒，尽享朋友之欢。然而我观察这个人，对父母特别孝顺，与朋友讲诚信，仗义疏财，与人交往极有边界感，对下人也极为尊重，奋不顾身，以救国难。他平时的一言一行有国士之风，敢赴国难已经很值得称奇了。
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即使是受到宫刑这么大的刑罚，仍然认为李陵是冤屈的。李陵是李广的孙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经谈到“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的儿子李当户早逝，李陵是遗腹子，两个人都是礼贤下士，英勇无畏，然而命运都不太好。李广一生没有封侯，最终自杀身亡，李陵与匈奴浴血奋战，终于寡不敌众，只好投降了匈奴，这让汉武帝恼羞成怒，他触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和李家的三族，由此看起来这爷孙三个的命运都属于“命途多舛”的人。司马迁没有看清这利害关系，竟然为李陵说情，身遭宫刑，让人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