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100多天，我觉得巴以双方某种程度上都是失败者，都没有完全实现各自的目标。

从哈马斯方面来说，尽管这场冲突重新将巴以问题带到了中东乃至全球事务的关注中心，但是，巴勒斯坦方面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在加沙地带已经有超过2.4万人丧生，巴勒斯坦民众与哈马斯都遭到重创，以色列近日在黎巴嫩“定点清除”了哈马斯政治局的二号人物。加沙地带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甚至有专家认为，考虑到加沙本就脆弱的生态，未来对这里的重建过程恐怕会进一步加剧生态危机。其次，从解决巴以问题的方面看，应该说，哈马斯采取的激进行动并没有推动问题解决朝有利于巴勒斯坦的方向发展。尽管国际社会包括中国、阿拉伯世界都强调，要基于“两国方案”的基础来推进政治解决巴以问题，但由于美国不断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阻挠呼吁停火止战的决议，并且全面、露骨地支持以色列，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巴以冲突的政治解决还没有取得什么收效。现在连最急迫的问题，即在加沙地带停火都还没能实现。

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医院，受伤的民众正接受治疗 图自：视觉中国至于以色列方面，也还远远没有达到它期望实现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色列政府在这场冲突中究竟想要实现哪些目标，都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说是最大限度地重创哈马斯，甚至如以色列官方宣称要“消灭哈马斯”，但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冲突持续100多天后，某种程度上来讲，以色列终结了哈马斯对加沙地带北部的统治，但是下一步，如何治理这些地区进行政治安排，就成了摆在以色列面前的现实挑战。在冲突过程中，以军解救人质的行动也相当不顺利。之前主要是靠卡塔尔斡旋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实现双方互换人员。纯粹从军事行动的角度看，以军完全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没有任何一个人质是通过军事行动解救的。至于说消灭哈马斯，就算以色列有可能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但恐怕也无法从组织、人员和社会基础上根本消灭哈马斯。最近一段时间的民意测验显示，哈马斯的支持率还是在上升。所以，以色列最终只能得到一个象征性胜利，结束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以色列在国内外的处境也更加艰难。巴以冲突的外溢使它在红海、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等方向，同胡塞武装、真主党和什叶派民兵武装的冲突加剧、矛盾上升，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也在上升。加上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声讨，也就是说，整个中东除了以色列外的其它几大政治力量，反对以色列的呼声都在上升，尽管各自的程度不同。除了在中东地区同周边反以武装发生冲突，同地区主要力量的矛盾上升，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也陷入孤立。有南美国家宣布同以色列断交，西方国家中法国、西班牙对以色列发出谴责，南非更是把以色列告上国际法庭。在以色列内部，因为冲突所付出的经济代价相当沉重，国内反对加沙战争的示威游行也时有发生。应该说以色列陷入了一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因此，可以说冲突双方都是失败者。观察者网：刚刚提到因巴以冲突产生的各类外溢冲突与矛盾中，您认为其中哪一个是影响最严重、不确定性最高的？它们对以色列及其盟友美国构成了哪些挑战？刘中民：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分层次看。从以色列周边到中东地区再到全球，我认为巴以冲突的外溢体现在三个层次。周边冲突主要在军事和安全层面，最突出的就是在红海、黎巴嫩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方向。美国、以色列同这些地区反美反以力量之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军事冲突。稍微展开说，我想胡塞武装同以色列的冲突是跟新一轮巴以冲突关系最密切的。胡塞武装虽然过去的意识形态中也包括反美反以，但它作为一支什叶派的伊斯兰主义武装力量，并没有同以色列爆发过直接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加入冲突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期发射火箭弹、无人机打击以色列目标，但是效果不佳；第二阶段是在红海方向拦截同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或扣押或发动袭击，进而导致美国组建护航联盟，美国同胡塞武装的对峙升级；第三阶段，自今年1月12日起，美英开始组织打击胡塞武装在也门本土的目标，导致冲突的程度提高、范围扩大。目前美国、以色列同胡塞武装的冲突依然处在升级阶段，下一步会有局势复杂化的可能。随着美国将打击目标扩展到也门本土，这会不会引发也门地区，涉及到沙特同伊朗的对抗？因为也门政府得到了沙特支持，胡塞武装得到伊朗支持。去年9月，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走向和解。如果巴以冲突导致也门再度爆发内战，某种程度上也对沙特同伊朗间的外交和解构成考验。

胡塞武装控制多地遭美军空袭 图源：央视新闻沙特这次表现得比较温和理智，并没有加入美国的护航联盟，因为它并不想重新陷入同胡塞武装的冲突中，但目前看，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其次，在黎巴嫩真主党这个方向，倒是符合之前说的那种混合战争的情况。在本轮巴以冲突之前，以色列分别在1982年和2006年两次入侵黎巴嫩，双方在黎以边境的摩擦冲突时有发生，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也是如此。但是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这等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黎巴嫩真主党开始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也回以报复，且其国内有激进力量主张要深入黎巴嫩内部进行打击，包括定点清除哈马斯、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人员，这种行动已经在做了。最近，以色列表示在7个方向上都受到威胁，决定从加沙抽出一部分军事力量，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等威胁。因此黎以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否会失控到以色列大打出手，在加沙以外发动另一场局部战争，我想这也是对以色列能力的一种考验。实际上自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军事力量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些地区反美反以力量进行威慑。除黎巴嫩真主党方向，也包括叙利亚、伊拉克这个方向，那里受到伊朗影响的反以什叶派武装，主要通过袭击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基地等目标的方式来配合巴以冲突，美国进行的报复性空袭使冲突陷入循环。而且，最近这个方向的冲突形势正在复杂化，伊朗同该地区冲突的关联性正在增强。16日，伊朗对美国驻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领事馆附近的目标发动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的说法是打击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在当地的存在，也是对1月3日伊朗遭受恐怖袭击的回应。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在加大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的打击，这进一步加剧了伊拉克局势的紧张。这些都是巴以冲突在地区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外溢。第二是在政治层面，冲突导致了以色列同地区国家关系的变化。比如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前，由美国推动、旨在实现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是本地区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也是哈马斯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强烈反对的目标。受这次巴以冲突影响，沙特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应该是暂停了。阿拉伯国家也在外交层面形成反对以色列的共同主张，包括召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峰会，开展斡旋等等。一方面，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反以的呼声高涨，尤其是土耳其跟伊朗这两个非阿拉伯国家十分高调地反对以色列；另一方面，本地区已经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还并没有做出断交的决定。在全球层面，冲突也引爆了西方社会内部的族群矛盾，特别是围绕反犹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的问题引发的政治撕裂严重，甚至使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因此辞职。所以，美欧社会出现的矛盾也属于是巴以冲突外溢的一种情况。此外，随着巴以冲突的爆发，全世界的极端主义都有所抬头，包括2024年年初在伊朗发生的恐怖袭击，以及东南亚菲律宾发生的恐怖袭击。由于穆斯林族群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上升，就给了极端主义势力可乘之机。

当地时间1月3日，伊朗克尔曼市连环爆炸案导致84人遇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后宣称对袭击负责 图自：伊朗媒体观察者网：美国总统拜登13日曾表示，美军袭击胡塞武装前曾与伊朗方面有过沟通；而据《纽约时报》，美国官员承认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效果很不理想。您觉得美国的军事打击是克制的吗？美国在顾虑什么？刘中民：我觉得这反映了美国近年来在中东长期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自身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将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在中东地区搞战略收缩。然而，过去的10多年又是中东地区发生急剧变革与动荡相交织的时期，地区国家频现政权更迭、极端势力“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危机、利比亚危机爆发等等。一方面，美国强调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包括2021年非常狼狈地从阿富汗撤军，都体现了它的总体战略趋势。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应对变化的中东形势，出于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领导地位等目标，来做局部的、动态的调整。比如，美国已经从伊拉克撤军，但是基于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安全形势，它有时候又会增派一部分军力回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派出两个航母打击群前往地中海，也是在做动态调整。也就是在总体上战略收缩的同时，在局部增加力量，美国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不断升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其实进一步暴露了这种矛盾。这种断断续续的打击究竟要持续多久？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目标是彻底遏制乃至根除胡塞武装吗？其实，目前这种程度的空袭打击是伤不了胡塞武装筋骨的。胡塞武装有数万人的力量，相当规模的军事装备，同美国作战时也有非对称优势。因此美国现在面临一个权衡，如果照这个模式打下去，恐怕是美国首先承受不住。最近也看到了，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在循环升级，以色列同伊朗的矛盾激化，极端组织浑水摸鱼，土耳其最近也没闲着，不断打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力量。巴以冲突这个长期困扰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导致其它安全问题之间出现连锁反应，进而形成整个地区形势日趋紧张，这对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哈马斯武装、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都是以色列长期搞不定的非国家力量。如果美国决定大动干戈，那意味着再一次陷入类似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泥潭，这是美国绝对不想看到的。因此，美国也有要为地区形势降温的需求，最近同伊朗的沟通，我想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有美国智库学者在《外交政策》网站刊文主张，美国的中东政策已经失败，应该放弃向以色列和沙特提供的安全保障。今年也是美国大选年，结合当前形势，您认为美国是否可能对中东政策做比较大的调整？刘中民：长期以来，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尤其是盟友政策，各界是多有批评。美国的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茨两位学者，对于犹太院外集团绑架美国的中东政策这一点有许多批评。他们甚至把伊斯兰极端主义反美的重要根源归结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但是考虑到美国的政治文化，民主党政府同犹太院外集团的关系，加上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历史，包括美国人认为以色列国家的产生和新教群体创立美国的历史具有相似性，这些因素导致双方在政治文化上始终有一种高度认同的情结。这恐怕不是美国短时期内能改变的。实际上从奥巴马时期开始，一直有美国总统尝试改变这一点，但是美以特殊关系还是会维持下去。至于美国同沙特的关系，应该说，美国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依然是服务它战略收缩的需求。自“9·11”事件以后，美国处理巴以问题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因此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将巴勒斯坦问题搁置在一边来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并在过程中强制性地推动对巴勒斯坦问题做出安排，试图按美国的逻辑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次新一轮巴以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颠覆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前提。这也是哈马斯表示强烈不满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逻辑是，通过组建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联盟体系来对抗伊朗，通过对地区矛盾做离岸平衡来减少自己的投入。但是新的现实证明，美国越来越难以靠这种策略驾驭中东。与此同时，面对中东地区盟友，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同中国、俄罗斯改善关系的政策，美国又不得不来做出一些安排。比如美国同印度、以色列、阿联酋之间搞的四方机制，包括去年提出的“印度-欧洲-中东”经济走廊计划，都有对冲和平衡中国的因素。总的来说，我觉得美国目前中东战略的最大问题是甩不掉以色列这个历史包袱，并且在战略上陷入了不得不搞小修小补的困境。美国在中东已经没有像过去那种宏大的整体性战略，比如小布什搞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尽管失败了，但它依然是一个很宏大完整的计划。所以现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其中一个方面产生的负面、消极影响扩大，迫使它要在战略和政策层面去疲于奔命地应付。

也门胡塞武装在阅兵中展示短程弹道导弹观察者网：世界银行预测，2023年中东西非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为1.9%；沙特财政部近期表示，对2023年实际GDP增长率的预期只有0.03%，相比2022年实际增长8.7%的“高光”时刻落差极大。如何评价中东各主要国家去年的经济形势？巴以冲突的外溢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地区经济发展？刘中民：我认为，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不能看一个简单的平均数。西亚北非国家的情况具体可以分为三组。首先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们的经济形势总体向好。就整个地区环境而言，去年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同伊朗实现和解后，中东的地区安全环境总体趋好。加上俄乌冲突爆发带来的油价上涨，导致近年来沙特等海湾国家的财政压力相比2021年以前那段长达十余年的低油价时期，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目前，几个海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其经济发展战略和愿景，去年卡塔尔主办世界杯、阿联酋主持召开世界气候大会，都能体现它们在经济与发展领域的积极姿态。第二组则是为数比较多的，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受到“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地区国家，比如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基本上完成了政治转型，实现了相对稳定，并把经济民生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方向。但它们面临的困难也不可忽视。新冠疫情的影响、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价格上升与粮食危机，对它们都不是好消息。第三组是仍在经历战乱的国家，比如苏丹、利比亚、也门，伊拉克虽然情况相对更好，但是国内安全形势也比较差。这些国家的政治还远远没有实现稳定，就更谈不上经济发展了。

2023年中国在中东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外交，也取得了许多成绩。您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刘中民：应该讲，2023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显著提升。对于这一点，不管是地区国家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十分确信的。从2022年底第一届中阿峰会召开，到去年2月份伊朗总统莱希访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代表海湾国家的沙特以及伊朗进行了密切互动，也看到了沙伊两国彼此寻求改善关系的内生动力。而中国长期以来不选边站队的外交立场也赢得了双方的信任。因此，2023年3月，沙特、伊朗代表在北京，与中国共同签署沙伊和解的声明，这是2023年中国在中东外交取得的最大成就，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地区结出的果实。过去，中东地区国家在安全上更多强调零和博弈与安全困境。但正如中国与各方的外交相关文件所体现，单独追求某个国家的安全无法解决中东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中国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推动地区国家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新框架。这些中国提出的安全理念能够在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外交斡旋一时的结果，而是源于中国长期在中东地区深耕，同地区国家维持友好关系，不选变站队，其背后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也适应了地区国家寻求和解的内在动因。从结果来说，显然是有利于改善中东的安全环境。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有人担心沙特同伊朗的和解进程是否会“翻车”，但是实践证明，沙伊两国之间的和解有助于双方理性地看待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冲击。应该讲，沙伊两国围绕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是有沟通的，伊朗参加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应对巴以冲突的特别峰会；去年年底，在巴以冲突爆发后，沙伊两国外长也共同访问中国。这些都表明，中国推动的沙特、伊朗和解，实际上在两国共同协调巴以冲突问题的立场上发挥了特殊作用。下一步，虽然也门问题的解决是个考验，但过去一年来，沙特与伊朗实现复交、互派大使与高层互访，都为他们协调在也门问题上的分歧创造了条件。相对于过去彼此对立的环境而言，如今两国应对巴以冲突、处理也门问题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