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大学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是“最不像学校的学校”。

教学大楼是一幢不规则几何形的七层蓝色玻璃幕墙建筑，如果不仔细观察，大概会误以为这是深圳南山区一家互联网公司。站在大厅，抬头能看到每一层都有几个向外凸出的透明玻璃房——商学院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这些空间专门设计用来供师生交流讨论或深度思考。

实际上，学院自成立之初，创院院长海闻就希望对传统教育进行革新，甚至颠覆。在商学院内部，去行政化做得很彻底，这里只有不同岗位，不存在“科级、处级、局级”领导，全员实行聘任制。

汇丰商学院也被称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商学院”。2009年起，学校在全日制研究生中采用全英文教学，为留学生开设商务汉语、中国经济等课程；2018年，汇丰商学院在英国牛津郡创办了首个自有校园、自主管理、自授学位的中国大学海外校区。

2004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海闻被派往深圳，在改革前沿阵地进行一场“教育创业”。他的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他是这场创业的理想人选：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北大并在毕业后自费留学美国，在美国高校获得终身教职后回国，和林毅夫、易纲等人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说，正是因为他曾在国内外高校都任过教，在创办汇丰商学院时，才能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考虑中国的教育发展。

在北大汇丰商学院建院20周年之际，中国传统的商学办学模式和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目前，中国商学院的建设面临哪些挑战，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进行了专访。

海闻教授。

“更多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上的创新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刚成立时，“本部老师不愿意来教，学生不愿意来读”，为什么选择到深圳办学？

海闻：创办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是北大和深圳市政府在2001年的共同决定，但深研院发展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作为校级领导，被派到深圳推动相关工作。

当时深圳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经济、人口发展规模严重不匹配。深圳的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但当时深圳能培养高端人才的大学只有一所。由于大多数高校毕业生选择的就业地是母校所在城市，所以深圳要想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就必须发展自身的高等教育。深圳当时提出要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通过办“大学城”的方式，引进了北大、清华、哈工大的研究生院。

我们当初到深圳办学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深圳的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端人才。为此，我们创办了商学院、国际法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等培养未来发展所需人才的学院，并加强了信息工程、生物技术、环境与能源、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学科的建设，这些对深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和创新创业都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在深圳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深圳的高等教育不应简单复制中国已有的模式，应该在改革中发展。很多教育改革在历史悠久的大学不易进行，但在一座开放的城市、新建的校园中，没有历史包袱，可以尝试新的措施和制度。创办北大深研院和北大汇丰商学院过程中，更多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上的创新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主要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海闻：作为北大副校长和深研院院长，我在深研院实际主持了8年工作。为发挥在深圳新校区的比较优势，我提出了深研院“前沿领域、交叉学科、应用学术、国际标准”的办学方针和“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社会责任”的育人目标。

首先，要推动前沿领域的研究。作为新的校区，我们更需要也更有条件发展一些新的前沿的学科，如信息工程、生物技术、新材料等。其次，要强调交叉学科的建设。现代科技发展中，交叉学科越来越重要。在北大深研院的生物技术学院，就包括生物、化学、医学等各个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在汇丰商学院，我们发展经济、金融、管理、传媒之间的交叉研究和教学。再次，要跟本部有差异化，专注“应用学术”的研究。北大本部有很强的基础科学研究，深研院就可以发挥深圳产业的地域优势，发展应用性的学术研究，如生物制药等。最后，我们一定要以国际标准来要求自己，以国际一流作为奋斗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为此，我们引进了一系列更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制度。汇丰商学院创建之初就引入了终身聘任制，在“非升即走”严格晋升的同时，也会在科研、教学、生活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同时对商学院内部彻底去行政化，在学院建制方面不设系、尽量减少行政单位和决策层次。在行政管理上，最早取消了行政人员的寒暑假，采用带薪年假制度，以保证学院和学校的正常运营。此外，在财务上实行学年而不是日历年的预算决算制度，确保学院运行正常和资金安全等。

改革与创新中，我们特别强调和坚持国际化办学。在主持深研院工作期间，我邀请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原校长、著名法学家杰弗里·雷蒙到深圳创办了中国唯一既有中国法的法律硕士学位，又有美国等法律的法律专业博士学位（J.D.）的北大国际法学院。目前，汇丰商学院和国际法学院都实行全英文教学，学生入学面试、上课、作业、论文、答辩等都使用英文，相当于在国内创造了一个国际化环境。

2017年，我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并担任“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以萨金特为核心，商学院每年举办多场宏观经济领域的国际研讨会。萨金特在北大汇丰教学期间，也会应国内其他高校邀请做讲座分享，提升了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作为多年坚持国际化办学和教育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汇丰商学院在英国牛津郡成功设立了英国校区，并在北大建校120周年时正式启用。我们的国际化不仅是“请进来”，也是“走出去”。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高校教育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派人到国外学”，到引进外国学校到国内合作办学，如今北大汇丰商学院能走出国门，到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的英国牛津郡建立校区，也是将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推向新的阶段。

海闻教授在课堂上。

《中国新闻周刊》：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创新经验对高等教育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

海闻：首先是以国际化促进教育改革与创新。北大汇丰商学院引进了很多国际教师与留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员构成带来更多创新的可能。例如，外籍师生的很多想法和行为与中国师生不同，他们不认同权威、注重自我意见表达，促使我们做了更多改革，帮助我们创建新的机制，形成一种新风气。招收大量的国际化师资和留学生，不仅有利于我们为国家培养国际化人才，也有利于提高我们自身的创新性。

其次是对“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北大汇丰商学院自创办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学院每年从全国一流高校中招收近300名硕士研究生，一方面强调文理结合，另一方面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我们特别喜欢跨学科的学生，不在乎学生本科是否是经管类专业。在汇丰商学院，几乎每个学科的学生都有。在金融科技方面，我们招收有很强计算机和数学基础的学生；在金融投资方面，我们招收很多本科是理工科的学生；在金融管理方面，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各个学科的学生都有。不仅如此，学生进来后还要修“双学位”或“主修+辅修”，学经济或金融的学生，还可以选修管理学甚至传播学。

在“厚基础”方面，我们特别强调理论学习。北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学术学位还是专业学位，都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尤其是金融，不仅技术性非常强，且在不断变化，不是仅靠经验就能熟练掌握的。无论从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创新角度，还是从学生的长期发展考虑，都不能急功近利，都必须重视理论基础。为此，汇丰商学院的金融和财经传媒等专业学位的学制也是三年，并规定第一年不准实习，专心打好理论基础，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同时，我们对毕业论文的要求也是最严格的。论文答辩导师不参加，评委也不知道导师是谁，排除了人情的因素，也在机制上促使了导师要好好指导论文和学生要认真撰写论文，其结果，学生毕业后的理论知识和研究能力都比较强，深得用人单位的欣赏。

“培养学生本身就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对比1994年回国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历，筹建商学院有哪些新的挑战？培养商学人才和培养经济学人才的区别是什么？

海闻：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以理论创新为主，而商学更多是应用为主。经济学的研究生不用很多，主要招收对理论研究特别感兴趣又很有研究潜质的学生。商学院则需要培养很多人，各行各业都需要。一流商学院，应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学习，把他们培养成创新创业人才和精神文明楷模，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认为，商学院培养学生需要在“能、智、体、德” 四个方面下功夫，而不仅仅是经商或管理能力。所谓 “能”，是解决问题和发展事业的知识和能力，包括如何管理、如何营销、如何投资等。所谓“智”，是这些职业能力背后的理论和智慧。为此，学生需要学习经济理论、政府政策、国际关系、社会学、心理学等看上去跟商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这些课程有时候看起来不那么实用，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的眼界和心胸。所谓“体”，是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现在很多商学院都会积极组织参加沙漠挑战赛、戈壁挑战赛等活动，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拼搏精神。所谓“德”，是道德修养、素质情操、社会责任，这是商学院培养人才的最高层次。诚信、守则、荣誉、责任、理想、境界等，都是未来领袖和商界精英最重要的素质，也是人生成功的最高境界。现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强调企业家在发展企业时，不仅要有个人行为底线，还要将社会责任、对人类的贡献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国新闻周刊》：创办商学院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海闻：实际上，我经常感到头疼的不是如何开拓新的项目，而是如何教育好学生。创办一所一流学院可能会比创办一家一流企业更难。企业的口碑来自产品，而学校的声誉取决于学生的素质，而教育培养学生本身就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二十年来，学院一边实践一边探索着对商学院学生的高标准严要求培养模式。对于能考进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学生，我认为他们的“智商”都没有问题，可能缺的是交流合作和处理问题的“情商”，以及面对困难和遭遇挫折时仍能坚持奋斗的“逆商”。借鉴国外一些商学院的经验和业界对人才的要求，2009年，我们提出了要把北大汇丰商学院打造成中国“商界军校”的目标。创新创业，不仅需要智慧，更重要的是，需要军人般的拼搏精神、牺牲精神、团队精神和组织资源战胜困难的领导能力。

然而，“商界军校”真正实施起来还是很难的。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学生到商学院读研究生就是为了拿学位、找工作，刚进学院就想实习，希望尽快找到一份好工作。尤其到了研究生阶段，学生的学习生活习惯基本定型，改变难度比本科阶段更大。一些学生对于学院的严格要求不以为然，对于强调理论基础这些“费力的事儿”认为没有意义，甚至认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过时”的。虽然只是少数人，但他们的言行常常会影响很多人。

与此同时，相比花很多精力去教育学生，很多学校更重视老师的论文发表，老师们也更关心如何顺利评上更高职称。即使在北大汇丰，当我们的严格要求遭到个别学生的不满甚至网络上的匿名攻击时，老师们有时也会出现犹豫，思考这些努力值不值得。面对内外部压力和浮躁的社会环境，汇丰商学院能否继续坚持这样严格的教育要求？年轻一代教师是否也能认可“商界军校”严格的教育模式？这些都是能否继续办好汇丰商学院要面临的挑战。

“大学教育应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核心”

《中国新闻周刊》：在深圳办学创业的过程中，还希望在哪些方面继续突破？

海闻：当年学校主要领导派我到深圳工作时，是希望我按加州大学的模式将深研院办成一个校区。这个模式的特点是，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各个校区保持相对独立，不仅异地校区的院系要独立于本部院系，异地校区的一些决策权也要相对独立，发展初期的政策也要相对宽松。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是类似的模式。

经过几年实践，学校也一度将深研院定位为北京大学“扎根深圳的国际化校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改革的重要试验田”。由此，北大深研院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快速发展。许智宏教授任校长期间曾说：“北大深研院如果办得比本部好，也是北京大学的骄傲。”可见，只有坚持把异地办学作为大学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作为创新增量来推动整体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总的来说，深圳的高等教育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包括跟大湾区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新工科、加强深圳企业研发能力的基础学科、活跃深圳文化生活的人文学科、提升深圳综合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发展的社会学科、推动粤港澳地区进一步融合的本科教育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你理想中的高等教育是怎样的，要如何实现？

海闻：我认为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核心，而不是一开始就进行非常具体的专业培训。到了本科高年级，或者到了研究生阶段，学生基本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后，再选择某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如果从找工作的角度来看，学生本科毕业后可以再读专门的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等专业，但对初入大学的本科生的教育，尤其是对一流大学的本科来说，应该是一种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核心的教育。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还无法达到这一点。

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核心的本科教育有两个前提。一是通识教育，即给学生一个全面了解各个学科的机会和空间，不在一开始就实行硬性的专业限制。大学教育跟中学教育不一样，大学的学科多、细分专业更为广泛，要想激发学生兴趣，就必须给学生一个了解学科、了解自己兴趣所在的机会，让学生到各个领域学习浏览，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国外很多大学，在本科阶段并不细分专业，也不强求学生一入学就决定专业，学生可以去学文科、理科、工科的课程，有时学校甚至要求学生在各个领域里都选一些课程。这一方面给了学生许多机会去了解和寻找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学生创新所需的综合素质。

另一前提是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学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还要允许学生做出改变。比如学生对物理感兴趣，就要允许他学物理，对化学感兴趣，就要允许他学化学。如果他既想学艺术，又想学计算机，就要允许他修双学位或辅修，这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的教育体制来保证。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的人才提出了更高需求，而培养创新人才的核心就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此，需要我们在教育体制上进行更多探索与改变。

发于2024.10.21总第116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海闻：高等教育需要更多探索与改变

记者：李明子

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