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有一位将领，既拥有张灵甫般的悍勇，又具备胡琏的狡猾，智勇双全。他曾在榆林战役中巧妙布阵，几乎让解放军陷入绝境；也曾在冯原战役中以果敢决策，成功带领部队突破包围，尽管身陷重围，依然带队成功突围。然而，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天才，却在国民党的风雨飘摇中，最终选择了避难，甚至一度被遗弃。
尽管他曾为国民党贡献了无数次的战略胜利，但为何当局依旧选择将他抛弃？他的离去，究竟是为了自保，还是因为他在国军中的地位早已岌岌可危？
1946年4月，国防部根据战争形势调整部队结构，决定对第36军进行整编。面对这一命令，胡宗南决定将该部队重新编组为“特种师”。
他将第36军的三大旅按照乙种加强旅的编制进行改组，这样一来，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将有所提升。与此同时，钟松接手了第36师的指挥工作，开始根据实际情况对部队的结构进行一系列的创新性调整。
当时，许多军队都在按国防部的要求缩编，普遍采取的是三旅六团制的整编模式。但是，钟松不同于其他指挥官，他没有按照这一模式将第36师缩编成六团，而是决定保留三旅九团的结构。保持部队的完整性，能够为日后的战斗提供更强的后盾。
在钟松的指挥下，第36师的三个旅被调整为整编第28旅、整编第123旅和整编第165旅。每个旅的作战人数和装备都有所提升，整体兵员保持在约3万人左右。
尽管国防部要求将部队编制缩减为三旅六团制，钟松并未简单照办，而是与胡宗南深入商议后，决定采取特殊方式保留剩余的三个团。为了确保这些团的存在，胡宗南决定提供额外的经费，用于维持这些独立团的编制和运作。
1946年8月，蒋介石调令钟松指挥第36军，驻扎在陕甘宁边区，执行封锁共产党活动的任务。此时的共产党正处在极为关键的战略阶段，面对的敌人不是曾经的日军，而是作战经验丰富，战术精湛的彭老总。胡宗南命令钟松火速增援榆林，目标直指这个在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地区，企图通过占领榆林来压制解放军在陕甘宁地区的力量。
钟松了解共产党部队的作战特点，深知我军的“围点打援”战术，在这个战局下采取常规的进攻手段并不现实。彭老总必然已经布置了重兵在榆林周边，任何正面进攻都有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导致严重的损失。因此，钟松决定采取与众不同的战术：绕道通过不为人知的小路，从敌人的侧翼进行包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钟松命令部队进行48小时的急行军。他深知这一路程极其艰难，必须穿越沙漠和崎岖的山地，士兵们的体力和意志力都会受到极大的考验。然而，钟松判断，这样的行动能够完全绕过敌军的防线，使他们措手不及。于是，第36军在烈日下行进，士兵们的水源在长时间的行军中逐渐枯竭，但他们依然紧跟在部队后方，不敢有丝毫懈怠。
钟松亲自巡视军营，检查部队的行军情况。严密的纪律和超乎常人的体力使得士兵们在艰苦环境中依旧保持了高度的执行力。即便如此，途中仍不乏疲劳过度的士兵倒下，部队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进行简单的休整。但钟松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他要求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尽快突破敌军的包围圈。
经过两天的急行军，钟松带领部队成功绕过了敌军的防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榆林的侧翼。此时，解放军并未料到国军部队会如此迅速地突破包围，反而一度陷入混乱之中。钟松的这一举动，打破了解放军的防守体系，让他们措手不及。面对钟松的巧妙战术，彭老总在短暂的判断后，决定果断撤退，以避免双方陷入一场惨烈的对抗。
如果继续与钟松的部队对抗，解放军可能被彻底包围。因此，撤退成了最为明智的选择。与此同时，钟松的部队虽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并未与解放军发生正面冲突。钟松的战术手段精妙绝伦，尽管胡琏以狡猾著称，但在这一战中，他的战术思维也不及钟松。
经过榆林战役之后，钟松的名声在国民党将领中越来越响亮，他的自信和狂妄也随之增长。战后，他毫不犹豫地接管了榆林的防守任务，决定不进行任何修整，坚信自己的部队能够轻松应对一切。他甚至公开宣称，“一战结束陕北问题”，这种轻视敌人的言论在当时的军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让不少人开始质疑他的狂妄是否过于自负。
面对正在迅速集结的西北野战军，钟松并没有像其他指挥官那样保持谨慎。8月，他发现我军西野的部队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沙家店方向移动，钟松凭借自己对战场形势的敏锐判断，意识到解放军的战略目标正是沙家店。于是，他果断决定率领第165旅迅速进发，试图占领这一重要位置，以确保国军的防线不被突破。
就在钟松带领部队急速前进的同时，我军已经做出了响应。8月20日凌晨，解放军的部队开始对钟松驻守的地区展开全面包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双方在榆林附近的战斗持续了整整30个小时。钟松指挥的第36师在这场战斗中，虽然极力反抗，但依然无法避免部队的损失。虽然解放军在这场持续的战斗中歼灭了钟松部队的数千人，钟松依然凭借其出色的指挥能力，成功带领部队突破了包围圈，得以顺利脱逃。
1948年7月28日，胡宗南集结了四个整编师，分成左右两路进攻解放军控制的黄龙解放区。钟松指挥的第36师作为左路部队，从白水出发，进攻石堡。战斗一开始，钟松便清楚地意识到，虽然解放军在黄龙一带的防守力量较为分散，但他们的反应速度极快，极有可能在国军的进攻中发起反击。
到了7月30日，整36师进占冯原、刘家洼地区后，钟松发现解放军似乎正悄悄布置力量，意图围歼自己的部队。钟松迅速判断，若继续进攻下去，可能会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钟松决定立刻调整战略，命令部队改攻为守，坚守现有阵地。他深知，若能依托壶梯山这一地理优势，将阵地构建成一个要点式防御体系，便能有效抵御敌军的攻击，并为日后的反攻做好准备。钟松立即向第5兵团司令部报告了战况，并请求增援。然而，裴昌会并未接受钟松的请求，反而转来西安绥署关于冯原镇并无解放军主力的电报，拒绝了派兵的要求。
8月8日，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开始向冯原镇的第36师主力阵地——壶梯山发起猛烈进攻。守军第82团面对这场进攻，仅坚持了一个小时便被解放军击溃，团长董文轩带领仅有的几十名幸存士兵狼狈逃入整28旅的旅部，向旅长李规报告情况。
此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整28旅旅长李规在未经钟松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指挥部队撤退，导致第36师阵地的防线进一步被撕开。钟松原本精心布置的防线因李规的失误而陷入混乱，部队失去了有效的掩护，撤退时的组织性完全瓦解。
钟松带领整123旅成功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圈，带领主力部队继续突围，最终脱险。但副师长朱侠未能及时撤离，最后未能成功突围阵亡。此外，参谋长张先觉等几名高级军官，也在追击中被解放军俘虏。整165旅的主力在王庄镇被围困，孙铁英在进攻即将展开前冒雨率先突围，成功带领大部队逃脱，唯一的损失是第494团团长陈定被俘。
经过这场惨烈的战斗，钟松虽然成功带领一部分部队突围，但第36师的战斗力已经遭受严重损失。8月24日，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亲自前往大荔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中对整36师的部署失误进行了审查，并将整28旅旅长李规、第82团团长董文轩送交军法会审。紧接着，绥署参谋长沈策开始对冯原战役的得失进行检讨，批评钟松没有贯彻西安绥署的作战意图，导致战局失控，指责他未能及时指挥有效反击。
面对这一局面，钟松毫不妥协，他反而站起身来，直言不讳地反唇相讥，批评绥署避开判断失误、见死不救的责任，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了自己。这一番话引起了会议的激烈反应，胡宗南被当场逼得难以回应，场面一度陷入尴尬。愤怒之下，胡宗南当场宣布给钟松“撤职留任”，将其调任西安警备司令部担任中将司令。由此，钟松被迫离开了指挥了三年之久的第36师。
随着1949年中国战局的变化，钟松逐渐感受到了国民党前景的日益堪忧。在长时间的战斗中，国民党不断遭遇失败，许多地方的防线崩溃，形势越来越严峻。钟松意识到，自己所效忠的政权正走向衰败，而继续参与这场无望的战争，无异于自取灭亡。处理完成都办事处的事务后，钟松决定以“治病”为由，悄然前往香港避难，成功避开了胡宗南部在成都的覆灭命运。
1950年4月，胡宗南派遣秘书徐先麟和第27军副军长吴俊前往香港，试图联络滞留香港的旧部。随着与香港的联系日益加强，钟松和其他滞留香港的国民党军官也开始有了赴台湾的计划。最终，钟松等人被召往台湾，开始了新的阶段。到了台湾后，钟松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的中将高级参谋，这使得他继续在台湾政府内保持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直到1995年，钟松在荷兰去世。虽然他在国民党将领中并未如张灵甫、胡琏、傅作义等人那样享有广泛的名声，但对于那些真正与他交过手的人来说，钟松无疑是一个极为危险且难以预测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