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打算除掉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可曾国藩更狠，直接暗杀两江总督

慈禧打算除掉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可曾国藩更狠，直接暗杀两江总督

在清朝末年风云变幻的历史中，曾国藩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较量一直是个引人深思的话题。作为一个功高盖世的汉臣，曾国藩凭借湘军的实力成为了清廷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而作为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对这位手握重兵的大臣却始终心存戒备。当马新贻成为两江总督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杀案震惊朝野。为什么慈禧要削弱曾国藩的势力？马新贻之死与曾国藩究竟有何关联？在这场涉及清朝统治核心的权力博弈中，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这些问题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一、权势之争的背景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临终前，他任命了八位重臣辅佐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这八位重臣分别是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荫、杜翰、焦佑瀛和匡源。这些人被后世称为＂顾命八大臣＂。

但咸丰帝的这一安排并未能实现。就在咸丰帝驾崩后的第三天，恭亲王奕訢手持一道盖有玉玺的圣旨出现在避暑山庄，宣布解除了顾命八大臣的职务。这道圣旨声称是咸丰帝临终前所立，但实际上是慈禧与恭亲王等人联手伪造的。随后，载垣和端华当场被捕，其他六位大臣也被撤职查办。

这场政变的关键在于慈禧成功拉拢了恭亲王奕訢。奕訢原本并非顾命大臣之列，但他是咸丰帝的亲弟弟，在朝中威望甚高。慈禧许诺恭亲王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获得了他的支持。政变发生时，慈禧还派出醇亲王奕譞率领禁军，在京郊密云县逮捕了正在返京途中的肃顺。

政变成功后，慈禧在册立皇太后号时，刻意强调自己是太子载淳的生母。她与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安太后性格温和，很少干预朝政。从此，朝廷大小事务都由慈禧一人掌控。

就在这场政变结束不久，慈禧便开始对朝中重臣进行大规模调整。她将一批支持过顾命八大臣的官员贬官外放，同时提拔了许多自己的亲信。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当时正在江南一带征剿太平军的曾国藩的态度转变。

原本曾国藩因为平定太平天国有功，深受咸丰帝信任。但在辛酉政变后，慈禧对这位手握重兵的功臣开始产生警惕。她一方面继续倚重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另一方面也在密切关注其一举一动，并开始筹划如何削弱其军权。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察觉到朝廷态度的微妙变化。他虽然继续指挥湘军作战，但行事愈发谨慎。每次军事行动都详细上报朝廷，每笔军费开支都仔细记录，以免落人口实。这种微妙的君臣关系，为日后更大的权力博弈埋下了伏笔。

二、湘军的崛起与影响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朝的八旗和绿营军早已腐败不堪。在金田起义之初，清军就在广西藤县一役中损失惨重，暴露出传统军队的疲弊。而此时的曾国藩，正以湖南乡试主考官的身份主持科举考试。

从1852年开始组建湘军，曾国藩采取了一套独特的用人制度。他打破了清朝军队以旗籍和绿营为主的传统，而是从湖南本地招募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形成了＂营官对兵，兵对营官＂的独特体系。每个营官都要经过严格筛选，必须具备文武双全的能力，既要能带兵打仗，又要懂得为士兵讲解《孙子兵法》等兵书。

湘军的训练极为严格。曾国藩规定每天清晨必须操练，即使在行军途中也不例外。除了常规的刀枪训练外，湘军还特别注重水战技能。他们在湘江上建立了专门的训练营地，操练水师。这支水师后来在攻克安庆、南京等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了保证军饷供给，曾国藩创立了＂就地筹饷＂的制度。他在湖南设立了专门的军需局，负责收购粮食、制造军械。这种自给自足的后勤体系，使得湘军不必完全依赖朝廷拨款，在作战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

湘军的战斗力很快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得到验证。咸丰三年（1853年），湘军首次在湘潭之战中击退太平军。此后，湘军连续在江西、安徽等地取得胜利，成为清军对抗太平天国的主力。

随着战事的发展，曾国藩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他的部下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逐渐崭露头角。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湘军系＂，在晚清政坛形成了一股重要势力。特别是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推荐下组建淮军，成为另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

湘军的成功模式很快被其他地方效仿。各省相继组建团练，如浙江的浙军、福建的闽军等。这些地方武装的出现，实际上改变了清朝的军事体系，也动摇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到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军务。这时的湘军已发展到近二十万人，成为清朝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军队中形成了严密的指挥体系，从总兵到小队长，都要直接向曾国藩负责。

这种高度集中的指挥权，加上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积累的威望，使得曾国藩的地位达到了一个危险的高度。虽然他始终表现出对朝廷的忠诚，但这支强大的地方武装仍然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惕。

三、慈禧的疑心与布局

同治元年（1862年）起，慈禧对曾国藩的监视逐渐加强。她派遣多位心腹大臣以巡查军务为名，暗中观察湘军动向。其中最著名的是户部尚书董恂，他以督察军需为由，多次前往江南地区，细致记录湘军的一切动态。

慈禧对曾氏兄弟的关注尤为严密。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在湘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两兄弟各自统领一支军队。为了防止兄弟联手，慈禧特意下令将曾国荃调往四川，使兄弟分处两地。这一调令表面上是为了平定川陕地区的叛乱，实则是分化曾氏兄弟的势力。

天京攻克后，一个意外事件引起了慈禧的高度警觉。在清点太平军库藏时，有御史上奏称发现大量金银财宝下落不明。这个消息迅速传到慈禧耳中。虽然曾国藩立即上奏详细报告了战利品的处置情况，但这件事仍然成为朝廷质疑的焦点。

同治三年（1864年），慈禧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手段。她以嘉奖功臣为名，授予曾国藩＂一等侯爵＂的爵位，同时下令他将部分湘军编入八旗和绿营系统。这道命令表面上是褒奖，实则暗含削弱湘军的用意。

对湘军的财政控制也逐步加强。朝廷开始要求湘军详细报告军费开支，并派遣专门的官员监督军饷使用。原本由曾国藩自主掌控的＂就地筹饷＂制度受到了严格限制。同时，朝廷还下令裁撤部分湘军营伍，声称是为了减轻地方负担。

同治四年（1865年）初，一个更大的变动出现了。慈禧突然下令调曾国藩任直隶总督。这个任命看似升迁，实际上是将曾国藩调离其根基所在的江南地区。直隶位于京师周边，曾国藩的一举一动都将处于朝廷的直接监控之下。

为确保调任顺利进行，慈禧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她命令曾国藩只能带少量亲信随行，其余湘军将领必须留守原地。同时，她还任命了自己的心腹马新贻接替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职务，负责监管留守的湘军。

在调任过程中，慈禧还特意下旨要求曾国藩尽快交接军务，并限定了交接的具体时间。这种紧迫的安排，使得曾国藩无法从容布置后事。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调动，湘军的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了朝廷的用意，但他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在赴任直隶之前，他不得不将多年建立的湘军体系逐步瓦解，将各营统帅分散调任，以示对朝廷的忠诚。这种局面，正是慈禧精心布局的结果。

四、马新贻之死的谜团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南京总督府中遭到暗杀。这起震惊朝野的刺杀案，至今仍留下许多未解之谜。

案发当晚，马新贻正在书房批阅公文。据府中幸存的仆役描述，约在二更时分，有四名蒙面黑衣人突然闯入总督府。这些刺客显然熟悉府邸布局，直接冲向书房。值守的侍卫虽然立即应战，但很快被制服。闻讯赶来的官兵到达时，马新贻已被刺客杀害，现场一片狼藉。

最引人注目的是刺客的行动方式。他们不仅能够避开总督府的重重警戒，而且在完成暗杀后还能全身而退。这种高超的身手和对地形的熟悉程度，显示出这些人可能受过专业训练。

案发后，朝廷立即派出钦差大臣前往南京勘察。经过调查发现，行凶的刺客使用的是制式军刀，这种刀具正是湘军常用的武器。更令人关注的是，在现场发现的一些脚印显示，刺客很可能是从总督府后院的密道进入的。而这条密道，正是湘军驻守南京期间修建的。

另一个重要线索是，案发前几天，有人看见几名陌生的湘军士兵在总督府附近徘徊。这些人自称是来送军报的，但事后证实并无此事。当地驻军司令立即下令搜查附近地区，却一无所获。这些可疑人员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马新贻遇刺前曾向朝廷上奏，要求彻查湘军军饷使用情况。他还打算重新整编留守南京的湘军部队，将其收归朝廷直接管辖。这些举动显然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案发当时，曾国藩正在赴任直隶途中。得知马新贻遇刺的消息后，他立即上奏请求彻查此案，并主动提出接受调查。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对曾国藩进行了详细询问，但最终未能找到直接证据证明他与此案有关。

然而，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是，马新贻遇刺后不久，原本留守南京的几位重要湘军将领相继调任他处。这些调动看似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但时间点过于巧合。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将领的去向都是偏远地区，而且分散在不同方向。

此案的调查持续了数月，最终不了了之。朝廷虽然逮捕了一些可疑人员，但都未能确定他们与刺杀案的关系。整个案件就这样成为了一个悬案，留下诸多疑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马新贻之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廷对湘军的态度，也加速了湘军势力的衰落。

在这起案件发生后，朝廷对湘军的控制更加严格。原本由湘军控制的南京防务，改由其他军队接管。这种变化标志着曾国藩在江南地区经营多年的势力基础开始动摇。

五、湘军的衰落与解散

同治五年（1866年）开始，湘军的解散过程逐步展开。朝廷首先以节省军费为由，下令裁撤了驻扎在江南地区的六个主力营。这些营伍原本是湘军的精锐，由曾国藩亲自训练多年。裁撤令下达后，这些士兵被分散编入各地绿营，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建制。

与此同时，朝廷对湘军的军饷拨付出现延误。原本每月按时发放的饷银开始出现拖欠，有些部队甚至连续数月未收到军饷。这种情况导致军心不稳，不少士兵开始脱营而去。据统计，仅同治五年下半年，就有近万名湘军士兵离队。

同治六年（1867年）春，一场更大规模的裁军行动开始。朝廷以＂平定太平军之乱已久＂为由，要求湘军各部编制回归战前水平。这意味着近半数的湘军将被裁撤。为了安抚军心，朝廷承诺给予被裁撤士兵一定数额的遣散费，但实际发放时却远低于承诺数额。

裁军过程中出现了多起哗变事件。在安徽宿州，一支被裁撤的湘军部队因为未收到足额遣散费，集体哗变，一度占据城池。虽然这次事件最终在地方官员的调解下平息，但类似的小规模抗议此起彼伏，反映出裁军工作的艰难。

同治七年（1868年），朝廷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要求所有留存的湘军部队必须接受绿营都统的统一指挥。这实际上剥夺了湘军原有的独立指挥权。各地湘军将领被要求向当地绿营都统报到，并接受其调遣。这种体制改革，彻底打破了湘军原有的指挥系统。

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湘军的军需供应体系也被拆解。原本由湘军自行管理的军需局被撤销，所有军需物资改由户部直接供应。这不仅增加了军需供应的层级，也使得湘军失去了自给自足的能力。

同治九年（1870年）是湘军解散的关键一年。朝廷下令将剩余湘军部队分批调往边疆地区。这些部队被打散编入当地驻军，彻底失去了＂湘军＂的称号。一些曾经跟随曾国藩多年的老将，也被调任到偏远地区的闲职。

最后的打击来自同治十年（1871年）的一道谕令。朝廷宣布取消湘军特有的募兵制度，改为统一的征兵制。这意味着湘军赖以维系的＂营官对兵，兵对营官＂的特殊关系彻底瓦解。从此以后，所有新兵都必须通过官府统一征召，再由朝廷分配到各个部队。

至此，这支曾经威震天下的劲旅基本解体。那些被遣散的湘军士兵，有的回乡务农，有的加入地方团练，有的则流落他乡。而曾经显赫一时的湘军将领，除了极少数像李鸿章这样及时转型的人物外，大多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