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这起案件中，一个无辜的生命在未开放的路段上骤然消逝，涉事司机也因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最新消息，涉事司机被移交给检察院。

在中国，刑事司法起诉权由检察机关行使，一旦案件进入检察阶段，涉事人员极有可能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对于这位司机而言，从交警部门未出具责任鉴定书，到刑警接手案件，再到最终被移送检察院，每一步都预示着案件性质的升级和复杂性的增加。

刑事程序的启动，不仅是对案件事实的全面调查，更是对法律适用的一次严格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公安机关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收集证据，确保案件的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法律的推敲。同时，也为双方提供了沟通协商的机会，希望通过民事赔偿的方式化解矛盾。

然而，双方并未能在赔偿问题上达成一致，案件因此被移送至检察院，罪名很可能是过失致人死亡。

在公众的认知中，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往往与交通肇事罪相联系。但在这起案件中为何最终可能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呢？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事故发生地点的特殊性。

根据媒体报道，骑行团和小汽车司机均在未开放路段行驶，非“交通路段”，这直接决定了案件性质的转变。未开放路段不属于交通范畴，因此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而司机在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私自驶入该路段，本身就存在违法嫌疑，更不用说因此导致了命案的发生。

从法理上讲，司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种因疏忽大意而造成他人死亡的行为，完全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形式要件。

过失致人死亡罪虽然不是重罪，但同样需要受到刑事处罚。

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这位司机而言，一旦坐实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最多将面临长达7年的牢狱之灾。

当然，鉴于案件情节相对轻微，不太可能按照3年至7年量刑。此外，如果司机此前没有故意犯罪的经历，那么是有可能被判处缓刑，从而避免实际入狱服刑。但需要注意的是，缓刑虽然免除了实刑的惩罚，但仍属于刑事处罚的一种，会对司机的个人生活和社会评价产生深远影响。

在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家属的态度往往对案件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当案件涉及民事赔偿时，能否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往往成为司法机关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甚至不予起诉的关键因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中的赔偿项目包括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通过计算可知本案的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大致分别为3.92万元和87.26万元，加一起为91.2万元，接近100万元。实际赔偿金额需要根据案件中的责任划分来确定。

相关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骑行，加上车队同样驶入了未开放路段，所以在我看来孩子的监护人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假设最终认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为司机承担70%的、家长承担剩下的30%，那么司机最终需要支付的赔偿金额接近64万元。

然而，这一数字显然无法让受害人家属满意。从逻辑上讲，父母至少会要求司机赔足91.18万元的法律规定金额。而在实践中，为了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司机往往需要支付超出法律规定的金额。因此，男孩父母要求司机赔偿100万元甚至150万元以上的可能性并不小。

司机一方大概率不愿意接受如此高昂的赔偿，双方协商不成，只能走刑事程序。

从法律的角度看，司机因疏忽大意导致他人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但从情理的角度来说他何尝也是受害者呢？

他之所以会驶入未开放路段，可能是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或是一时的疏忽大意，而这样的疏忽大意却让他背负上了沉重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负担，更是减轻了男孩父亲的监护责任。如果案件发生在开放的交通道路上，结局也许将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希望司法机关在处理该案时能够充分考虑法与情之间的关系，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尽量减轻这起悲剧导致的此生伤害。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莫驾车驶入未开放道路，切记“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哪怕这面危墙倒塌的概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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