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靖国年间，海南昌化军的潮声中多了一位北来客。五十九岁的苏轼踩着湿滑的礁石登岸时，腰间仅系着儋州别驾的铜印。四年前他初贬惠州，尚能在罗浮山下栽种荔枝，如今面对"食无肉、病无药"的蛮荒之地，这位文豪终于看清——昔日至交章惇，竟是执掌流放鞭笞之人。
汴京城郊的垂杨柳记得，嘉祐六年两个青年才俊的初遇。二十六岁的章惇与二十四岁的苏轼在凤翔府共事时，常在渭水边纵论天下。某日章惇袒腹午憩，苏轼戏谑其腹中尽是"谋反家事"，二人相视大笑的场景，成为北宋士林佳话。这段交情甚至经受住了乌台诗案的考验，当御史台罗织苏轼"谤讪新政"之罪时，已是参知政事的章惇在廷辩中力陈："仁宗得轼以为子孙宝，陛下岂能以文字罪之？"
元丰八年的宫变改变了这对知己的命运轨迹。随着宋神宗驾崩，高太后临朝，新党尽数遭贬。苏轼兄弟重获重用之际，章惇被贬知汝州。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年，历史再次倒转——重掌朝纲的章惇以"讥斥先朝"之名，将旧党要员苏轼流放岭南。
惠州合江楼上的苏轼，在"报道先生春睡美"的诗句里流露豁达，却不知这闲适姿态刺痛了汴京故人。当《纵笔》诗传至尚书省，章惇掷笔冷笑："苏子瞻犹作快活语！"遂以"元祐党人未悔过"为由，将花甲之年的苏轼贬往海外。这位新党领袖或许不曾料到，二十年前自己在湖州死牢里救出的挚友，如今竟要借瘴疠之手除之而后快。
元符三年的春风没能吹到昌化军。当六十四岁的苏轼北归至常州时，章惇正踏上贬往雷州的孤舟。历史给了这对恩怨交织的文人最后讽刺——他们的人生轨迹在岭南交错而过，章惇之子章援带着父亲手书求见，苏轼回信"平生交旧，岂复过此"八字，为三十八年知交画下苍凉的句点。
新旧党争的漩涡里，多少文人抱负碾作齑粉。章苏二人的恩怨，实是北宋士大夫政治悲剧的缩影。当学术分歧演变为生死相逼，曾经推心置腹的知己，终究成了权力棋盘上厮杀的将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