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国和葡萄牙在边境发生冲突,僵持一个月,我国获赔4亿

怔怔说 2024-12-03 15:40:22

1952年8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一则重要新闻:“因7月25日至30日澳门葡兵越界前山(广东中山县南部)触发冲突,澳门葡政府已于8月23日派代表向我方书面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简短的报道背后,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坚定立场。作为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澳门曾长期象征着旧中国的屈辱历史,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写照。

然而,1952年的“关闸事件”标志着局面的改变。新中国以强硬态度迫使葡方低头,展现了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为后来澳门的回归铺下了坚实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旧貌换新颜,中国人民真正独立站了起来。然而,殖民主义遗留的分裂局面仍未结束。

当时,葡萄牙政府未与我国建交,前往澳门必须通过拱北海关。这里矗立着一座牌坊式建筑,即著名的关闸。

关闸始建于明朝,历史地位重要,其初衷是限制澳门葡人向北扩张,保护国家海防安全。明朝规定关闸每月只开6次,仅供向澳门输出粮食,其余时间封闭,象征着国家主权的严谨守护。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闸仍是内地与澳门之间的重要枢纽。由于历史原因,澳门未回归祖国,仍由葡萄牙殖民者管理。

关闸成了连接两地的关键点,中澳双方各设岗哨,约有四五名哨兵值守,彼此监视,维持和平局面,这种微妙的平衡自建国以来一直持续。

然而,1952年7月15日,这种平静被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打破。中葡之间险些爆发严重冲突,局势一度剑拔弩张。这场事件,被称为“关闸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这场事件的爆发颇具戏剧性,先来看当时的中方驻军情况:驻守拱北的解放军隶属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部队,边防哨兵经过严格挑选,纪律严明,责任心强,通常不会主动挑起争端。

然而,葡萄牙方面将冲突归咎于中方哨兵,称解放军士兵嘲笑葡军的非洲裔哨兵,导致双方情绪失控而发生冲突。

对此,中方予以否认。

根据中方说法,冲突的起因是葡军一名非洲裔士兵越过警戒线,推移了位于双方中间的“木马”,才引发争端。中方一向主张和平,不会主动挑衅。若非葡方打破平衡局势,解放军绝不会轻易动武。

当时,事件的起因是葡军一名非洲裔士兵越过警戒线,将木马向前推移,试图扩大控制范围,中国边防哨兵发现后,打手势要求其将木马移回,但该士兵不仅无视指令,还召来九名同伴,将木马再次推至中方警戒线内。

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中方利益,中方哨兵当即进行严厉制止。

然而,葡方士兵非但不撤退,还变本加厉,其中三人用刺刀刺伤了中方哨兵的左臂和右手指,甚至返回营房取出机关枪,意图挑起冲突。

在面对葡方士兵的屡次挑衅后,中方战士果断投掷一枚手榴弹示警,捍卫国家利益。

然而,葡方并未停止侵扰,反而向中方开火,导致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冲突进一步升级,严重威胁了周边居民的安全。

当天晚上8点左右,澳门方向向中国拱北地区发射了几十枚炮弹,对当地居民进行了猛烈轰炸,同时开枪射击,将附近的路灯全部打灭。

街上行人四处逃散,生怕被卷入战火。面对葡方越界行为,中方果断反击,向葡方开炮。这场冲突迅速升级,几乎演变成一场大规模军事对抗,这便是“关闸事件”的全貌。

当时主导事件处理的中央领导人是叶剑英,面对葡萄牙的挑衅和蛮横态度,许多人主张强硬应对,但叶剑英选择了冷静而坚定的策略,以不温不火的方式展现新中国的严正立场。

而对于一贯喜好对中国无理取闹的葡萄牙,却最终败下阵来,这其中又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情呢?

澳门究竟是如何落入葡萄牙的魔掌之中的?追溯历史,澳门本是中国的国有领土,一直以来都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中,从古至今,中国政府都在澳门设立了专门的管辖机构,可以说,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饱受殖民侵略。

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了为期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由此成为葡萄牙在东亚的殖民地。

许多人认为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始于这份条约,但事实并非如此。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

历史记载显示,早在1514年,葡萄牙人便以远航贸易的名义抵达香港地区。这一时期正值西方“航海大发现”,葡萄牙凭借武力在全球掠夺大量殖民地,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

葡萄牙对中国也怀有野心,当时的西方人将东方视为遍地黄金的富庶之地,充满了取之不尽的财富诱惑。

葡萄牙远航而来,试图通过武力击败明朝水军,以夺取这片土地的统治权。

然而,他们低估了明朝的海防实力,在巡海道副使汪鋐的指挥下,明军大败葡军,史称“屯门海战大捷”。

战败后,葡萄牙意识到,仅靠武力无法征服这片土地,于是转而采用贿赂手段。他们拉拢了一名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与其达成协议,每年向朝廷缴纳500两白银作为地租,借此获得澳门的租借权。

这一租借关系延续到清朝,直至1848年才停止。

通过这种暗箱操作,葡萄牙在澳门获得定居权,逐步建立起自治政府,并派总督进行管理。然而,从法律和主权意义上看,澳门始终属于中国。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暴露出了其弊端,受到帝国主义的无情侵略,各路列强都前来瓜分利益,葡萄牙政府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于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不久,葡萄牙也向清政府提出了7点要求。

一、废除澳门缴交地租。

二、把三巴门以外至关闸地区划归澳门,由葡萄牙派兵驻扎。

三、澳门成为各国商船贸易的自由港。

四、澳门的商税应低于中英通商章程的税率。

五、准许澳门船只参加五口通商。

六、废除关于澳门修理房屋和船只必须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规定。

七、内地输入澳门的货物由澳门负责征税,同时中国政府不得限制输入商品的数量。

葡萄牙的狼子野心从这7条要求中昭然可见,从葡萄牙进入澳门的那一刻,就想着将澳门占为己有,如今清廷落败,葡萄牙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然而清政府虽然战败,却明白领土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澳门的归属问题,寸步不让。

这激怒了葡萄牙政府,他们直接以武力占领澳门,而清政府无力反抗,只能被迫签订《中葡里斯本草约》,随后又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获得了澳门的永久居住权,清政府失去了对澳门的管辖权。从此,澳门这一中国固有领土被迫陷入殖民控制。

关于澳门的回归问题,各时期政府都十分重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考虑收复香港和澳门,但由于他急于发动内战,需要依赖英美的支持,不愿招惹麻烦,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读到这大家也一定会发现,针对于澳门问题,葡萄牙的态度向来贪婪且傲慢,可面对当年的“关闸事件”,如此恶劣的葡萄牙会发生惊天逆转呢?

事实上,这一切还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影响力,以及在澳门的华侨做出的诸多努力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明确宣称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在问题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这一宣言直接威胁了殖民者的利益,使其对新中国态度冷淡,葡萄牙也始终未与中国正式建交。

另一方面,澳门与内地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广东解放后,为支持解放海南岛和广西,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兄弟在澳门创立南光有限公司,通过这一贸易机构为解放军筹集急需的物资,为新中国的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南光公司于1950年5月正式在澳门注册,成为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并得到澳葡当局的承认。

此外,澳门还活跃着许多地下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直从事秘密活动,建国后,这些组织逐步走向公开化。

从历史和道义上看,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是掠夺性的,他们像强盗般夺走了澳门。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恢复生机,澳门居民也盼望着回归祖国。澳葡政府虽然意识到这种局面的危机,却无力改变。种种矛盾交织,最终引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争端。

冲突爆发后,解放军迅速封锁了边界。这一举动使澳门瞬间陷入困境。由于澳门面积狭小,资源极度匮乏,封锁导致粮食、蔬菜、生活用水等物资短缺。

居民陷入极大恐慌,害怕自己被困在这座城市中,甚至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

恐慌之中,澳门流言四起,有谣言称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大炮,准备将澳门夷为平地;也有人说澳门彻底被封锁,居民将困死于城中。

谣言弥漫,物资短缺,原本繁华的城市瞬间变得死寂,每个人都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充满忧虑。

澳门总督史伯泰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指示经济局长罗保与中方相关机构南光公司联系,希望通过南光公司向中方传递葡方的态度。

然而,电话拨通后,却被告知负责人已前往广州开会,暂时无法联络。无奈之下,史伯泰对罗保说道:“你立刻与商会联系,让他们向中方传个口信,说明澳门政府无意扩大事态,希望中共方面保持克制。”

澳门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他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澳门并没有实力与之对抗。实际上,中方所设想的也是和平解决问题。

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会议室,叶剑英等人正在里面开会讨论如何解决这一争端。

不少同志对于这一件事义愤填膺,希望通过这一次战斗直接拿下澳门。然而叶剑英却一直没发表意见,他心中早已想好对策。

他从容说道:“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心怀敌意,重重封锁,试图卡住我们、压制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次又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要惩治他们,确实有道理!”

然而,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葡萄牙与那些依然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国有所不同。毛主席说过,处理这些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对大国从严,对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主要敌人。澳门的居民是我们的同胞,若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

叶剑英这一番话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中国正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封锁,尚未发展起来就已遭受打压。

如果此时四处树敌,无疑是不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澳门的居民大多是同胞,澳门迟早会回归祖国。如果因冲突引发人心动荡,局势可能会变得难以收拾。

最后,叶剑英用一句话定性了这次事件:“我看,这只是个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

这番话让在场同志们稳下心来,大部分人逐渐形成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共识。

就在这时,统战部长饶彰风走进会议室,低声向叶剑英汇报了几句。听完后,叶剑英点头对大家说道:“刚才澳门商会的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表示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谈一谈。”

由此,定下了通过和平谈判问题解决“关闸事件”的策略。

中方对于这一事件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第二,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第三,赔偿损失。

中方派出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与省外事处处长曹若明,与澳门方面进行谈判。澳门方面则派出商会会长马万祺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参与。

澳门经济局长罗保对二人唯一的谈判要求是:“只求不扩大事态,但要避开事件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这个要求表面看似简单,实则推卸责任,马万祺和何贤对这样的条件也感到无奈,但拗不过罗保的反复劝说,只能勉强答应尝试。

然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立场分歧过大陷入僵局。中方态度坚决,而澳门方面的要求明显不合理,结果第一次会谈几乎没说几句就草草结束。何贤回家后立即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电话告知罗保,罗保又直接报告给澳门总督史伯泰,但史伯泰仍坚持不愿改变立场。

僵局持续了一段时间,眼见问题毫无进展,何贤和马万祺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主动提出要面见史伯泰。

在港督府,马万祺和何贤见到史伯泰,详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并反复劝说,希望他尽快认清局势。经过一夜的深思,史伯泰最终同意了中方提出的所有条件。

史伯泰的让步使得谈判进展顺利,经过15轮谈判,双方于8月23日达成一致。澳门当局向中方递交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

葡方同意将警戒线后撤50米,并向中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

“关闸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胜利,彰显了新中国崛起后的底气和力量。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再也无需忍受屈辱。

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边境对外冲突中取得的首次胜利,也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梦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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