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开年伊始，许多人奔波在找饭碗的路上。年前辞职爽，年后求职忙，这事没有那么容易。

眼看出了正月，一些没收到offer的人开始选择一边打工，一边求职或考编，豆瓣小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又火起来了。

小组中大多数是年轻人，32岁的男生认定自己“年纪大了”。大家分享便利店、酒店前台、英国面包店的打工经验，互相询问哪里有“四小时工作制”的神仙兼职。

在面包店打零工的人，获得了同事给自己画的画，在便利店收银的人，晚上可以用超低价买酸奶，幸福感快速提升。

钱难赚，活难找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中青年选择成为“轻体力劳动者”，借此糊口，或逃离内卷。不少人说，在轻体力活中找到了真正的生活，还有人说，轻体力活就是自己的理想职业。

可是，轻体力活真的值得“理想职业”这四个字吗？它真的代表“真正的生活”吗？

视觉志采访了一位在日本留学时去便利店打工的年轻人，和一位一辈子从事轻体力活的退休阿姨，发现年轻人热爱生活的态度固然让人感动，可真正靠轻体力活养家糊口的人的一生却是辛酸的。

@小付

2016年，23岁的小付刚毕业没多久，家里出了大事，人命关天。她的精神一夜间垮掉。

转年，小付去了日本读书，在东京台东区的浅草桥附近，她从一位台湾房东的小楼房里租下一个房间，月租7万日元。

她的精神状态不稳定，先进了语言学校，每日半天课，时间富裕，开销不小。她想打工，同学打工的罗森便利店正巧在招人，老板听说小付住在附近，不用付通勤费，就录用了她。

一周三次白班，每次工作4-5小时，她的工资刚好够付房租。作为便利店文化的发源地，罗森管理规范，制度成熟，白班店员日常四项任务：收银、摆货，在固定时间确认食品赏味期，再做一些炸物和关东煮。

这是一份令人愉快的轻体力劳动。小付不喜欢说话，经常去饮品机后面摆饮料，那是一个封闭的小空间，她安静地干活，偶尔还能戴上耳机听几首歌。

有时，她和同事用中文聊天，客人看到会投诉中国人不专业；还有猥琐男借找零钱摸她的手，她总是当场翻脸。每到这时，店长会揽下责任，出面道歉。

“那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小付回忆。尽管她明白，店长是贪图留学生便宜好用，才乐于承担责任。

在日本生活的一年多里，小付感受到治愈，同事们热情、有力量，有个印尼男同事每天只睡四小时，却能保持二十小时斗志昂扬，念书、打工、运动、做公益，日夜操劳，活力四射。

有个越南女生喜欢找小付说话，尽管家庭贫困，赚的钱都要寄回家扶持弟妹，女生却总是满脸开心。

一个老挝女孩教小付说母语，和她交换纪念钱币；一个越南姑娘总是绷着脸，却主动承担起所有的工作。小付的灵魂在这里得到滋养。

五小时的站立劳动令身体疲惫，却让大脑获得了真正的休息，安抚了躁动的情绪。她得以静下心阅读、学习。那段时间，她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许多本哲学著作，刷完了网飞所有的纪录片，精神世界异常充实。

她记得《爱，死亡和机器人》有一集叫《齐马蓝》，讲的是机器人画家不断尝试复杂、深邃艺术形式，寻找“生灵”和“文明”的真相，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的渴望，不过是做一个最单纯、原始的清洁机器。小付很有共鸣，她相信原始劳动可以唤醒内心的力量，单纯的生活使心灵茁壮。

某天春日的晚上，她下班回家，两边是矮矮的房子，天空晴朗，月亮好像离地面很近。路边走过一个行人，牵着一条大狗。春风吹过来，湿润又轻柔。那个瞬间，她忽然觉得，活着也不错。

那一年，她唯一的烦恼是“这样的生活不能长久”。她清楚自己只是运气好。在这个国家的许多角落，被同事排挤的打工者大有人在。

哪怕工作再轻松，长时间弯腰摆放冷冻食品时，她的腰依然很疼，手指也被冻僵。有个同事是本能大姐，人到中年，工作时常露出有心无力的辛苦表情。当小付下班回家，躺在床上揉着腰看书时，大姐没有时间缓解疲劳。

日常的认知也告诉她，哪怕在文明社会，体力劳动者永远是被剥削的底层，长期轻体力劳动，前途并不美好，眼下的经历只是一段轨外的时间。

在日本学习一年半后，她回到国内，进入文化产业，成为一线城市写字楼里一名打工人。

今年1月，她再次从某小型文化企业离职，工资和社保被拖欠数月。这是她离开日本后第六次离职，内卷的环境、办公室无效社交、上司的PUA和不负责任的项目规划几乎存在于每一份工作中。

身处文化企业，总会怀疑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产出没有价值。这样的怀疑，体力劳动时不会出现。

她想念罗森的工作，很多次冲动地想再次成为轻体力劳动者。然而，她没有超市理货员的体力，受不了连锁快餐店收银员的低工资，也无法面对炸鸡店小工的满手油污。

“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会看不起任何体力劳动者，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劳动，哪怕是轻体力劳动，并不一定体面。我想要安静的工作环境，保持干净、整洁的面貌，希望劳动被尊重。”

“不过现在的境遇也不太好”，小付苦笑：“离职早就办好，工资至今没发，我真的不希望，这次离职以劳动仲裁为结束。”

@小勤

小勤阿姨生于上一个甲辰年，她是那个“一生从事轻体力劳动”的人。

她生在一线城市的农村，上有大哥，下有弟妹。出生时，“自然灾害”刚结束三年，父亲教书，母亲无业。几十块钱的工资喂不饱五张嘴，孩子们吃不上一个熟透的西红柿。

小勤是能顶半边天的妇女，也是家里的长女，读书之余，照顾弟妹，打草喂鸡。初三毕业，16岁的孩子放下书包，成为大人。

1981年，17岁的小勤和同村的年轻人一起，进了村口新开的印刷厂。在印刷车间，她三班倒，底薪70多块钱，有计件提成。

工作很简单，码纸，装纸，换版换色，印刷，不费力，不费事。她干活动脑子，能比别人更快换色，每个月能拿十几块钱奖金。

工厂执行单休，小勤从没休过。休息就意味着少拿一天提成，不值。

图源：网络

朝八晚五，经常加班，加班能拿更多提成，她觉得不亏。下班回家，她着急忙慌吃完，就坐到缝纫机前“兼职”，给印刷厂装订购货。这种外包的活计，加工一件给一厘钱，一百本能赚一毛。小勤借170元买了缝纫机，接下这个活。

哥哥也在厂里工作，兄妹俩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谁下班回家谁踩缝纫机，母亲在旁边帮着剪线，一家人都进入“心流”状态，24小时能缝一万本。小勤开心得精神百倍，从来不想出门玩。

“现在想想，那时候就和蹲监狱一样”。她笑着感叹。

图源：网络

“监狱”蹲了快五年，她的工资用来帮家里还大队的粮食钱，又翻新了房子。结婚前10天，她辞职备嫁，嫁去另一个村。

新生活开始，工作还是旧的，城里的印刷厂招聘印刷师傅，她成为外聘技术人员，同样的轻体力活，月工资涨到140多块，她工作时全情投入，每个月能赚30块钱超额奖。

婚后四个月，小勤怀孕，孩子连生两个，工作一天没耽误，回回干到预产期当天请产假，孩子满月她就上岗，天大的事不能耽误她赚钱。

发了工资，她都交给公公，手里不留钱，后来她管帐，手里还是没钱：公公务农，每年买种子买肥料；小姑子出嫁清空了家底，家里还有五张嘴吃饭；丈夫借钱考车本，欠了别人一千块。

大人烙饼用不起白面，孩子们吃不上零食，邻居吃冰棍，两岁的儿子偷偷捡了冰棍纸舔，丈夫看见，把孩子揍了一顿。

待到丈夫成为个体户的司机，月入三四百时，家里经济才好转，债务还清，微薄结余，日子刚要宽裕起来，公公突然倒下。

公公是脑出血，病了一星期。医药费、丧葬费，小勤两口子全包。老人走了，存款回到解放前，遗产一分钱没落下。孩子没人管了，小勤只能辞职。

轻体力工作者小勤，在印刷行业深耕近九年，不眠不休，共收入不到20000元，1989年的夏天那个辞职的下午，账面积蓄为0。

大年三十，夫妻俩做年夜饭，没有调料，她出门借了五毛钱，买了酱油。

1990年，小勤开始探索另一项轻体力劳动——开小卖部。她在柜台前卖货，四岁的姐姐带着两岁半的弟弟在柜台后面偷吃。小卖部起早贪黑开了一年，赔钱，撤摊。

1991年，她带着孩子给人看库房，工作轻松，收入极少，干了一年，作罢。

1992年，为了孩子的教育，夫妻俩在县城买了期房，丈夫开始干个体户，收入能糊口，她做了五年全职主妇后，把孩子交给保姆，去市区找了一份新的轻体力工作——卖淋浴房，1997年市里月平均工资918元，她的月薪7、800元，算是随了大流。

干一年，她销售业绩优秀，被调到旗舰店的建材城当店长，丈夫的收入也有了起色，夫妻俩买了辆二手车，存款又没了。

干两年，淋浴房老板去外地创业，她失业，转行去卖炉灶和烟机，收入逐渐跟不上市平均工资。丈夫收入时高时低，家里又趁着房价尚低，贷款换了楼房。买不起家具，攒一点钱，添置一点东西。

业余时间，她学了会计，兼职为几家小企业做帐、报税，日常做轻体力活，周末则成为脑力劳动者。她从来没想过休息，不旅游，极少为自己消费，因为女儿偶尔还要拖欠学费，儿子在学校食堂只敢吃土豆丝，她一秒钟也不敢停歇。

家门口有个小公园，她从没功夫进去逛逛，偶尔会想，那里面应该挺好看的。

干了十几年，家里的生活比从前好了很多，她月入五、六千，没有存款。2011年，一场大火促使政府排查火灾隐患，家里生意停摆。女儿还在念书，儿子收入尚低。小勤不敢停工，换了收入略高的建材城，卖起卫浴，月薪6000-10000。

业余时间，她依然为人报税、做账，少赚一分钱，就觉得亏得慌。晚上零碎的休闲时光，她在手机上打麻将，放松大脑，惠而不费。每天睡觉钱，她都觉得累极了，一分钟就睡着了。

“我这辈子可太累了，可我睡眠好。”她得意地笑。

家里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孩子们工作、婚嫁都顺利，她也开始偶尔给自己买买衣服。2018年，她换了一份清闲的工作卖门窗，没想到，刚干了一个多月，就病了。一场大病。

从前，除了生孩子，她没去过医院，这次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累坏了。

治病的流程很长，养病的时间更长，养到一半，她突然跑出去打工，去年病好了，她倒踏实了，也不打工了，拉着丈夫逛公园，天天拍抖音。

59岁的年纪，她终于放下所有焦虑，终于不想赚钱了。她的轻体力劳动生涯，圆满结束。

小勤在结束采访时说，她觉得自己已经很能干了，却一度给不了一家人体面的生活，她的孩子们受过邻居欺凌，她喜欢一套真丝床上用品 ，五十多岁时还舍不得买。

前半生如牛马般辛劳，不休息，不娱乐，劳动所得还是无法负担生活中的种种开支。

她说，还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好，受教育，当白领，坐办公室轻松太多。

可是，年轻人们并不这样想。

“白领”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工业时代的欧洲，《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让人对蓝领工作心生恐惧，办公室里西装革履的白领则意味着体面、高薪、高学历。

中国是在90年代末开始推崇这个词。那几年，外资企业外资带来了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这样的全新服务业，员工每年的工资涨幅时常超过20%，“白领”继工人之后，成为新世纪年轻人的工作目标和理想形象。

当白领，体验确实好过。

然而，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兴盛，和加班福报文化的兴起，挤破头闯进知名互联网企业的年轻人渐渐觉察出了不对劲。

2020年，所有人都在讨论内卷，个大公众号都在发布当代办公室内卷大赏。白领们开始自称为“打工人”，有不少公众号发文，说白领已经成为“社会底层”。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态崩了，他们先是逃离北上广，继而发现北上广之外也并非处处乐土，大城市养成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无法安然活在家乡。

同时，《送快递发家致富》《杀猪年入百万》《泥瓦匠月薪三四万》等内容不断刷屏，大厂打工人不断感叹，书都白读了。

白领们想“脱下长衫”，又放不下体面，更没把子力气。他们的眼睛最终瞄向了轻体力劳动场所——面包店、便利店，在良好的环境中做一些清新、给人想象空间的工作。

因为短期体验还不错，越来越多的人以为，宇宙的尽头就是轻体力劳动，而重体力劳动者由于付出更多，所以能收获更多报酬。

大错特错。

我们需要看到大多数“劳动人民”。

这个世界对于体力劳动者到底有多不友好，不够穷的人永远不知道。

之前有一本很火的非虚构文学，叫《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讲述了快递员的艰辛，以及之前十几分轻体力劳动的经历。

送快递时，为了时薪30元的薪水，他不能随便吃饭、喝水、上厕所，长期熬夜令他的情绪失控，反应迟钝，记忆力衰退，还要随时被保安、顾客训斥、投诉，健康没有保障，尊严也没有。

在送快递之前，他还当过酒店服务人员、加油站员工、漫画社学徒、便利店员、自行车店销售、保安、面包店学徒……他有无数份轻体力劳动经验，每一份都给不了他宽裕的生活、足够的闲暇，如果不离职，他很难有时间思考、写作。

这是天天喊着“打工人是人下人”的我们，无法体会的，真正的“底层生活”。

如果没有这本书，很多人不会知道，真正的穷人从事轻体力劳动时要付出何等代价，国产电视剧中的悬浮情节误导着大家，以为北漂三个月的年轻人住进精装修大房子是应得的，卖咖啡的穷女孩背后也有富二代朋友做后盾。

真正的“蓝领”，真正的打工人，不仅没有话语权，甚至无法被看见。

我们必须承认，轻体力劳动的尝试，对于平衡年轻人的心态和生活，有着极其积极的作用。工作日坐办公室，周末兼职轻体力活，能够有效维持小宇宙的能量平衡。

所有努力奋斗，努力想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劳动人民，都是可敬的。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尝试体力劳动时，我们也该反思，是不是这个社会已经把生活吹嘘得太美好了，以至于我们有一种幻觉：我们比其他人受了更多的苦，我自己是唯一的穷人。

可实际上，你看不到更苦的人，看不到更穷的人，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把自己阶级之下的人真正当作“人”。

也许，努力看到体力劳动者真正的辛苦，比从事轻体力活，更能让人心态稳定。

就在刚才，小付在又发来信息，一再强调自己的情况只是个案，日本打工的快乐经历是离不开运气和家庭的支持，她不希望任何人因此误以为，长期从事轻体力劳动会拥有丰富、自由、体面的人生。

尽管，跳槽六次，今天尚未拿到拖欠工资的她，也是写字楼里的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