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究竟怎么死的？郭沫若称：不是病死，而是被人用铁钉钉死的
引言：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秦始皇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他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修建万里长城，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功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却在公元前210年的一次巡游中神秘离世。关于他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疾病缠身，有人说是遭人暗算，更有学者提出惊人观点：秦始皇是被人用铁钉钉死的。著名学者郭沫若在其著作中，更是直指这起死亡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阴谋。那么，这位千古一帝的离世，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秦始皇的真实死因，是否真如郭沫若所说？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权力较量？
一、秦始皇死亡的历史记载与疑点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始皇死亡的记载异常简略，仅有寥寥数语：＂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这种记载方式与其他帝王的崩逝记载相比，显得过于简单。通常情况下，史官会详细记载帝王临终时的场景、遗言以及具体死因，但秦始皇的死亡记载却如此草草了之。
从巡游路线来看，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的路线也颇为蹊跷。据记载，这次东巡原本是为了祭祀泰山，按照常规路线应该先到达琅琊台，再转向泰山方向。但实际路线却在即将到达琅琊台时突然改道，转向了沙丘平台。这一反常变化在历史文献中并未给出合理解释。
更让人生疑的是，秦始皇死后，其遗体并未立即运回咸阳。相反，巡游队伍依然按原定路线继续前行。据《史记》记载：＂行从复前，到九原，传车载咸鱼，以穰其臭。＂这种做法不合常理。按照当时的丧葬礼制，帝王驾崩后应立即返回都城安葬，而不是继续巡游。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秦始皇死前曾有一系列异常举动。据记载，他在临终前数月变得极其焦躁不安，频繁更换住处，甚至不惜在酷暑时节仍坚持巡游。更令人费解的是，他破例允许幼子胡亥随行，这在此前的巡游中从未发生过。
秦始皇死亡当天的天气情况也被史书特意记载。《史记》提到当日＂大风起，昼晦＂，这种天象描写在帝王驾崩的记载中并不多见。而且，当时正值盛夏，这种天气现象本身就显得不同寻常。
此外，秦始皇随行人员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虽然史书记载赵高、李斯等重臣均在随行之列，但对于具体在场人员的描述却语焉不详。特别是御医的相关记载完全付之阙如，这对于一个帝王的死亡记载来说是极其罕见的。
在死亡地点的选择上，沙丘平台作为秦始皇的终焉之地也令人生疑。这里既不是重要的政治中心，也不是具有特殊祭祀意义的场所。为何秦始皇会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地方停驻并最终离世，史书中并未给出任何解释。
二、郭沫若的＂铁钉说＂分析
郭沫若在其著作《始皇死亡之谜》中提出的＂铁钉说＂，是基于多项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他首先注意到《史记》中对秦始皇死亡过程的记载存在多处可疑之处，特别是对两耳渗血现象的描述。
在研究过程中，郭沫若重点关注了几份出土的秦代医简。这些医简详细记载了当时各种致命伤的症状表现，其中特别提到头部创伤导致的＂两耳出血＂现象。这与秦始皇死前的症状高度吻合。更重要的是，这些医简还记载了一种特殊的谋杀手法：利用细长铁器从耳道刺入，可在不留明显外伤的情况下致人死亡。
郭沫若的研究还援引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学文献。这些文献详细描述了人体头部要害部位，其中特别提到耳道通向大脑的路径。这些解剖知识在秦代已经相当成熟，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用铁钉行刺的可能性。
在对御医诊断记录的分析中，郭沫若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当时的御医诊断秦始皇＂癫痫发作＂，预言他将在两三日后苏醒。然而实际情况是，秦始皇在第三天被发现已经死亡。这种诊断与结果的巨大差异，暗示死因可能另有隐情。
考古发现为＂铁钉说＂提供了更多佐证。在秦代冶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多种精巧的铁制工具，其中包括一些细长的铁针状物件。这些工具的制作工艺精良，完全具备作为凶器的可能性。
郭沫若还特别指出了一个重要细节：秦始皇死后，其遗体处理过程极为仓促。按照当时的礼制，帝王遗体应该经过严格的防腐处理。但史料记载，秦始皇的遗体只是简单地用咸鱼掩盖气味就继续运送，这种做法明显违背常规。郭沫若认为，这很可能是为了掩盖遗体上的致命伤痕。
在研究赵高的角色时，郭沫若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赵高作为秦始皇的近侍太监，不仅通晓医术，还掌管着御药房。这意味着他完全有能力判断各种致命伤的特征，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精巧的医疗器具。
此外，郭沫若还分析了秦代的金属工艺水平。考古发现表明，秦朝已经掌握了精密的冶铁技术，能够制作出极其细小的铁器。这些技术条件为＂铁钉说＂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对比分析其他可能的死因时，郭沫若指出，秦始皇如果真的是病死，不可能出现两耳渗血的症状。而当时最常见的暗杀手段，如下毒，又会在遗体上留下明显痕迹。相比之下，利用铁钉从耳道刺入的方式，既能确保致命，又不易被发现。
三、权力更迭中的可疑之处
秦始皇死前的权力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最显著的是赵高地位的急剧上升。据《史记》记载，赵高原本只是一名负责文书工作的中常侍，但在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前，突然被提拔为车府令，掌管皇帝出行的车驾。这一任命打破了秦朝的人事任用惯例，因为车府令一职通常由世族大臣担任。
与此同时，胡亥的政治地位也出现异常变化。作为秦始皇的幼子，胡亥此前并未受到特别重用。然而在这次东巡中，他破例获准随行。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皇子，包括当时被普遍认为最有可能继位的长子扶苏，都被安排在边疆或其他地区。这种人事安排显然违背了正常的继承秩序。
丞相李斯在秦始皇死前后的态度转变也耐人寻味。李斯一向以忠心耿耿著称，是秦始皇最信任的大臣之一。但在秦始皇死后，他却一反常态地支持了赵高立胡亥为帝的决定。考古发现的秦简显示，就在秦始皇死前数月，李斯曾多次上书建议改革朝廷制度，这些建议的内容与此前他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
新出土的咸阳宫廷文书揭示了更多细节。在秦始皇临终前的最后一道诏令中，突然取消了多位重要大臣的职务。这些被罢免的大臣大多与扶苏关系密切。更蹊跷的是，这些人事调整的文书全部由赵高经手，而不是按照常规程序通过尚书台。
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在这一时期达到白热化。考古发现的竹简记载，咸阳城内的禁军调动频繁，多个重要关卡的守将被更换。这些新任命的将领大多与赵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秦始皇的贴身侍卫队伍也在东巡前夕进行了大规模调整。
边疆大臣对这一系列变化的反应也颇具研究价值。蒙恬作为秦朝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在得知秦始皇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咸阳核实情况。但他的使者在半路就被拦截。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边疆重臣身上。这种信息封锁的行为，与秦朝一贯的政令传达制度完全不符。
新发现的简牍还记载了一个重要细节：在秦始皇死后的第一时间，赵高就控制了传递诏令的铜虎符。这意味着他实际掌控了调动军队的权力。而按照秦朝制度，这种权力本应由丞相和将军共同掌握。
更令人费解的是，秦始皇死后，其生前最信任的一批心腹随从全部被调离职务。这些人中包括跟随秦始皇多年的老臣，他们本应是验证死因最可靠的证人。但他们的去向在官方记载中却语焉不详。
在这段时期，咸阳城内还发生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人事变动。宫廷档案记载，大量与扶苏有关的官员被调往边远地区。同时，一批与赵高、胡亥关系密切的人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这种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在秦朝历史上极为罕见。
四、考古发掘提供的新线索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周边区域的发掘中，陆续发现了一系列与秦始皇死亡相关的重要文物。在距离秦始皇陵主体约两公里处的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批特殊的青铜器具。这些器具包括形状独特的细长铁针和医用工具，其中部分工具上还留有血迹残留。经过专业检测，这些血迹的年代与秦始皇去世的时间相近。
2018年，考古队在秦陵外围发现了一处秦代官吏墓葬群。墓中出土的竹简记载了一份特殊的医疗档案，详细记述了一种通过耳道致人死亡的方法。这份档案由当时的御医所写，其中提到这种方法不会在遗体表面留下明显伤痕，死者会出现耳部出血的症状。这一记载与秦始皇死前的症状高度吻合。
在沙丘平台遗址的最新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特殊的建筑基址。这处建筑的布局与常规的行宫大不相同，更像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场所。在建筑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药物残留，其中包括一些具有麻醉作用的草药。这些发现表明，秦始皇在临终前可能接受过特殊的药物治疗。
2020年的考古工作在秦陵外围发现了一批铜制印信。这些印信属于当时随行的重要官员，但其中有几枚印信的主人在历史记载中从未出现。通过对比文献记载，这些神秘官员很可能是秦始皇最后时刻的在场者。更重要的是，其中一枚印信属于一位不知名的医官，这为研究秦始皇的死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秦兵马俑坑附近的工匠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批精密的金属工具。这些工具的制作工艺极为精良，显示出秦代已经掌握了制作细小金属器具的技术。其中包括一些类似医疗器械的物品，这些器具的精密程度足以用作特殊的致命工具。
考古队在秦始皇陵的祭祀区还发现了一批玉器。这些玉器中有一种特殊的耳塞，据专家分析，这种耳塞在当时可能被用来掩盖耳部伤痕。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玉器的数量远超正常祭祀所需，暗示着它们可能另有用途。
2021年的发掘在秦陵外围发现了一处特殊的废弃窑址。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其中包括一些特制的密封容器。这些容器的形制与当时用于存放药物的器皿相似，但体积明显小于常规药器。专家推测，这些容器可能用于存放特殊的药物或毒物。
在秦始皇陵的地宫勘探中，考古人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一些异常结构。这些结构与其他帝王陵墓的布局有着明显区别，特别是在遗体安置区域的设计上。这种特殊的设计可能与掩盖某些特定痕迹有关。
最新的考古发现还包括一批铜镜残片，这些铜镜是当时御医诊病必备的工具。铜镜表面留有特殊的刻痕，这些刻痕与医书中记载的诊断标记极为相似。这一发现为研究秦始皇的具体死因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五、历史文献记载的矛盾之处
《史记》与《汉书》对秦始皇死亡过程的记载存在多处显著差异。《史记》中提到秦始皇死于沙丘平台，但具体死亡时间却语焉不详。而《汉书》则明确记载死亡发生在七月，且特别强调了死亡时的具体情况。这种记载上的差异反映出史料来源可能存在多个版本。
出土的秦简中发现了一份重要的宫廷记录，记载了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的具体路线。这份记录显示，秦始皇的行程在最后阶段发生了突然改变。原定要去的几个重要城市被临时取消，转而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线。这种改变与当时的政务需要明显不符。
秦代诏书的记载也暴露出诸多疑点。在秦始皇死前下达的最后几道诏令中，笔迹和用语风格与之前有明显区别。据专家考证，这些诏书很可能是由他人代笔。特别是其中一道关于人事调动的诏令，其行文方式与秦朝官方文书的惯例完全不同。
《秦书》残卷中保存了一段关于秦始皇临终前后的记载。这段记载提到，在秦始皇死前的最后几天，宫廷中发生了一系列异常事件。包括突然更换侍卫队伍，以及改变御医诊治制度等。这些变动都未经正常的行政程序。
地方志书中也保存了一些重要线索。多个地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同一个细节：在秦始皇死讯传出前，就有大量官员突然被调离原驻地。这种大规模的人事调动显然经过精心安排，而不是临时决定。
出土的诸侯国文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这些文献记载，在秦始皇东巡期间，有多位诸侯国使者被阻止觐见。这种做法违背了秦朝一贯的外交礼仪。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使者后来都作证说，他们在等候觐见期间观察到了反常的军事调动。
秦代医疗典籍中的记载也值得关注。这些典籍详细描述了各种致命伤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其中特别提到，某些特定部位的创伤会导致两耳出血，这与秦始皇死前的症状完全相符。然而，这些医疗记录在秦朝灭亡后就被刻意销毁。
御史台的文书残片揭示了更多细节。这些文书显示，在秦始皇死后，一批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起居的官员被突然调职。这些官员本应是见证死因的重要证人，但他们的去向在正史中完全没有记载。
各地方官署的奏章中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记载。多份奏章提到，在秦始皇死讯传出后，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突然加强了防备。这种防备措施的规模和时机，显然不是针对普通的政权更替。
秦代档案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但关于秦始皇最后时期的许多重要文书都莫名消失。特别是关于其死亡过程的详细记录，几乎全部缺失。这种有选择性的文献缺失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