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

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施婕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张齐建议推动建立父亲育儿假制度，以实现育儿责任平等分担、加强亲子陪伴、促进生育支持和人口增长。张齐指出，2017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六连降，0~14岁人口的比例为17.95%，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女性就业和生育间的矛盾加强，一方面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建设，另一方面，部分女性曾在求职时因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制，不少女性因照顾家庭被迫放弃事业发展，导致一些职业女性“不想生”或“不敢生”。

育儿假，是产假和陪产假的延续，父母都可以享受，最早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父母享有3年休假，并给予最低工资保障。到了上世纪70年代，育儿假逐渐在欧美国家推行，据了解，目前全球约有6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育儿假，如德国“奶爸”有一年假期，挪威夫妻可共休57周。

近年来，育儿假在国内也引起普遍关注。2021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草案中就有关于实施父母育儿假的探索，对此白岩松特别点评“希望这个能上热搜”。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建议，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设立30-42天父亲育儿假，促进生育鼓励。

事实上，关于父母育儿假，我国先前已有一些省市出台了相关规定，但都以“鼓励用人单位给予”的表述体现。比如，2018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率先审议通过了一项妇女保护权益，提出在女方产假期间，鼓励男方所在用人单位安排不少于五天的共同育儿假。此后，上海和北京纷纷出台了在子女满三周岁前，父母每年可享受五天育儿假制度；天津、广东、四川、吉林等省市将父母育儿假延长到10天；安徽、重庆等地将父母育儿假的子女年龄上限提至六周岁。

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认为，在父亲陪产假的基础上增加父亲育儿假，对于保障男职工权益，平衡家庭育儿分工，减少对女性的职场歧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都有诸多好处。但目前，相关立法并不完善，更多省市仍停留在政策制定层面。这意味着，具体的假期安排还需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磋商，对于休假期间的工资发放与生育保险的覆盖情况也未有进一步的规定，继而造成育儿假迟迟难落地。

同时，杨健指出，父亲休育儿假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如果不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休假时不能享受与工作基本持平的工资水平，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父亲往往不会选择休假。其次，由于孩子由女性抚养的观念根深蒂固，很多父亲主观上不愿意休假带娃，育儿假的实施由此受到传统文化和性别偏见的掣肘。比如在日本，尽管政府提供了最长52周，期间发放60%左右工资的待遇，但仅有3%的父亲选择休假。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压力大，为了谋求职业稳定和自身发展，很多父亲也不敢轻易休假。

从提出“父母共享育儿假”到写进政策法规，是劳动者的福音，社会观念的进步，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通过休假制度帮助育龄夫妇减轻负担，也体现了国家对人口建设的高度重视。但杨健认为，这仅仅是开始，如何切实缓解家庭养育压力，真正将育儿假落到实处，社会仍要在配套保障上下工夫。杨健特别推崇冰岛的育儿假模式，“从2003年开始，冰岛给予每对夫妻9个月的假期来照顾新生儿，并且可获得80%的薪资收入。此外，90%的冰岛儿童都能进入到由国家出资建立的公立幼儿园就读。”杨健指出，冰岛能成为欧洲女性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名妇女育有两个孩子），与其优越的育儿假制度息息相关。

此次两会期间，为了加快推进父亲育儿假制度，张齐进一步建议建立分级共担育儿假成本机制，即育儿假所产生的成本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分担，建立企业、生育保险基金、政府财税政策等多元责任主体分担机制。强调要加强政策执行的指导监督并明确惩罚措施，探索灵活休假方式，在提高育儿假使用效果的同时，尽量降低对用人单位运营的影响。

杨健也呼吁，国家应考虑以立法的形式推进父亲育儿假。因为帮助育龄夫妇降低育儿成本，不仅有利于生育促进，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主编：丁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