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的问题，需要各方主体能够各在其位，形成有效的协同。”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媛媛就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问题向两会提交了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郭媛媛。图/受访者提供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7年，这是她第4次就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提出提案。从最初的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社会体系，到建设健康的社会综合协同体系，为未成年人创造健康的网络环境，郭媛媛一直走在关注未成年人的路上。

她今年带来的相关提案中，有一份与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有关，她建议，由学校、社会、企业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全国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家长提供专业的帮助。

另一份提案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她认为，虽然我国已针对未成年人构建出“六大保护体系”，但是其中相关体制机制融合、各方责任与协同、工作模式与方法创新等节点问题仍然亟待解决。

针对以上两份提案，郭媛媛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以下是九派新闻和郭媛媛的对话。

[1]让家庭获得实在支持

九派新闻：您提出关于“建立全国家庭教育公共平台”的提案，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话题？

郭媛媛：一方面，在数字时代，我们的家庭教育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孩子们是网络的“原住民”，家长如果跟不上孩子所处的技术环境、掌握的技术能力，就相当于成了“技术儿童”，不能更好地跟孩子进行良好的交流，有效管控孩子的上网行为，让孩子获得更正确的引导，以及社会经验提醒等等。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社会是融通的、整合的、系统化的，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都需要体系化的协同。这里面不仅包括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人机协同，还有社会系统既有主体系统、体系传统协同问题。

我们知道，在教育方面，像学校，还有我们的一些机构，都是社会中比较稳定的组织，要对成员进行相关素质能力培育，相对容易，因为机构组织在那里，教育、培训可规范。但是具体到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也就是每个家庭，我们要对家长进行系统的培育，实际较难聚焦、抓手不集中。虽然有很多社会组织在关注，但是如何让这些力量形成一个协同体系，我们于是需要一个平台，以让家长教育能获得实在的支持。

九派新闻：如何更好推进全国家庭教育公共平台的推进？您对此提出了哪些具体方案？

郭媛媛：第一，我建议依托数字科技企业的数字工具、内容和服务，聚合各方资源，围绕网络管控、沟通技巧、亲子关系、习惯改善、心理健康，打造解决家长痛点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在妇联、教育部等主管部门指导下建设“全国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第二，建议引入教育类大模型，优化数字化工具，筛选和识别家长需求，由机器智能回答共性问题，分转给专家和志愿者回答个性化问题，在问答资源迅速对接响应中，为家长即时答疑解惑。根据场景、体验，引入算法，分年龄段、分专题、普适性地优化数字载体，更直接、便捷、精细地满足家长服务需求。

第三，建议让“全国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互动方式，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达成线上便捷沟通、线下深度交流。以“大模型+志愿者服务”的工作机制，线上筛选问题比较严重的家庭，通过志愿者到线下社区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以调解帮助化解矛盾。

第四，建议发挥全国妇联的组织优势，整合各级妇联、家庭教育学会、社区和学校、40多万个社区家长学校等渠道，让服务平台有关教育内容、工具、活动和服务精准、有效、广泛地触达家长。

第五，吸纳在心理、教育、社会等不同领域有资深经验的权威专家、家庭教育指导师以及志愿者，加入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家庭教育专业化、分级化、可持续的志愿者人才队伍体系。

第六，建议“全国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联动全国妇联、相关媒体等单位，策划家庭教育系列短视频、名家课程，联合百万粉丝家庭教育类博主和相关领域网红类学者，围绕孩子上网问题背后的心理机制、亲子关系、教育方式、网络失控与管控等问题开展直播，通过可学、可用的案例，通过深入浅出讲故事的方法，启发和帮助家长。

同时，联动家庭教育研究机构、重点院校和艺术院校相关专业的优秀青年，进行系列短视频策划、制作，聚焦家长和孩子关于网络问题的痛点和矛盾点，以多元内容引发家长和孩子的心声共鸣，增进亲子互相理解；联动知名作家，出版“网络问题背后的故事”书籍，把家庭教育典型案例写成故事，将网络问题背后问题加以细致分析，帮助家长发现深层次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九派新闻：如果要具体实施这些方案，目前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郭媛媛：“谁来建设这个平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来有力地把相关志愿者队伍等力量集合起来？如果能从教育部和妇联等部门进行顶端建构，当然是最好的，既有的成熟组织本身具有权威性。

[2]体系中的各主体要形成良好的协同机制

九派新闻：您的另一个提案与“加快解决未成年人司法难点问题”有关，您提出这个提案，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郭媛媛：我们既有的社会体系已经在完善，已经建构出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网络、政府这“六大保护”体系，但是在体系的相互协同中，有没有形成同向一致、顺畅对接、有序运行、有力执行的机制？提这个提案，是为促进体系中各要素或者各主体之间形成良好、健康的顺畅协同。

九派新闻：我国在未成年人司法方面，目前存在哪些难点？

郭媛媛：首先，在机制融合方面，贯彻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举措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要求法院在相关案件审理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指导和心理辅导。但第三方机构资质、从业人员资格认定等尚未明确，有关选取机构、人员资质及标准、规范等，以及由谁认定、认定程序如何、怎样开展相关工作等，尚未形成与人社部有关鉴定、评估机构选定标准、程序等的一致规定。

其次，在诉调对接方面，当事人调解意愿不强，调解难度较大，在如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运行过程中，部分学校因保险理赔困难选择拒绝调解；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的理赔平台，质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作为理赔依据；学校承担相应责任申请理赔时，保险机构常以未提供法院出具的生效判决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部分学生家长因孩子后续治疗问题请求法院判决，拒绝接受调解。

最后，在审执方面，涉未案件中交付抚养、交付探望案件执行难状况尚不能有效缓解。在法院、检察院投入较多力量加强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涉未案件执行困境依旧存在，如被执行人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甚至有离异父母任意提出变更抚养权等问题，影响到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是基层涉未案件较为“无解”的执行难问题。

九派新闻：您如何看待这三个难点？

郭媛媛：这几个难点看上去是片段，但背后映射的其实是一个体系深度的、边缘的部分，层面是不一样的。

第一是边界体系的融合问题。比如刚刚说的第三方机构选取、人员资质及标准、环节要求和工作规范，没有一致的规定。而《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规定，得要有资质的机构专家认定后，才能司法认定。但是机构和专家资质谁认定？如果法庭上出现资格质疑、不认同怎么办？这就存在国家上位规定的一致问题。

第二是协同体系中的主体责任和责任边界问题。虽然这些主体共在一个体系中，但是每一个主体是否特别明确，在未保过程中特别是一些具体案件发生时应该怎么样，要做什么，由此责任边界方面存在精准化问题。比如校园纠纷案里涉及保险公司和学校的问题，这两个主体要怎么去把握，各自应该负什么责任呢？主体责权利还要更加清晰精准。

第三，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优先，里面就存在“柔性”环节，以及各主体相互配合中“理”和“情”的问题，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需要不断创新探索，比如在涉及未成年人父母探望方面，视频等新方式能否纳为法定形式？未保司法与时俱进，可以拓展新思路。

九派新闻：对于解决这三个难点，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郭媛媛：首先，我建议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举措，提升专业司法、执法水平。从教育机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部门等多方参与责任义务明确、深度协同、一体推进角度，加强未保工作系统化、规范化工作协作。由高检、高法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商，尽快出台对参与未成年人教育指导和心理辅导的第三方机构、人员认定统一标准、环节要求和工作规范等。

其次，有关校园伤害险学校和保险公司相关方各自为体、推诿扯皮问题，由最高法会同教育部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加大对如校园纠纷案伤害险等有关赔偿范围、责任、义务、要求的强制规定；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理赔证据等规定，健全第三方保险平台保险理赔机制及其法律规定；强化学校、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中的主体责任，细化、规范如校园纠纷案保险理赔等环节中的各方行为要求。以良性的社会责任社会担、市场机制市场为原则思路，简化相关案件审理程序，缩短审判程序，优化未保及相关案件审结成效。

最后，针对交付抚养、交付探望等未保案件执行难问题，在加大审执衔接力度，强化对探望方式合理判决等规定以外，建议在高检、高法的批准下，联合妇联、公安、检察院等力量，用好“互联网+平台”方式，探索建立视频探望等第三方平台和新方式，就未成年人抚养权、探望权问题解决和权益实现，形成创新模式与方法。

九派新闻特派记者彭茸雯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