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丈夫刘光典叛变投敌，妻子王素莲因承受不住打击很快病逝，留下3个年幼的孩子背负“叛徒崽子”的骂名艰难生存，然而34年后，一份从台湾带回来的百人名单，却让刘光典被追认为烈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以对刘光典的了解，王素莲并不相信他会叛变投敌。

1942年，经人介绍，王素莲和刘光典相识，经过短暂的交往后，两人走到了一起。

王素莲很看得上刘光典，觉得他聪明，有上进心。

确实，刘光典和王素莲一样，都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

幸运的是，刘光典家境虽穷，但父亲也想方设法供他读书，遗憾的是在他1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而他也因家庭陷入极度贫困，不得不辍学去药店做学徒。

做学徒固然辛苦，但刘光典再苦再累，也没有忘记自学，最终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并且还掌握了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

由于刘光典懂日语，很快就在山东滕县谋得了一份伪警察局局长的职务。

伪警察局局长的薪资相当丰厚，但刘光典很痛苦，因为他痛恨日本人的残暴行径，所以，刘光典利用职权，多次保持无辜百姓和抗日志士。

不过，刘光典的民族气节终究让他无法去对日本人点头哈腰，所以没干多久，他便辞掉职务，带着王素莲回到东北老家，开始从事医药生意。

刘光典聪明，能吃苦，做生意讲诚信，再加上又是战争时期，医药本就是紧俏品，所以他的医药生意做得相当不错，很快就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刘光典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

彼时的刘光典，住着洋楼，坐着轿车，更可喜的是那年，王素莲又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让他得以儿女双全。

此时的刘光典生意上是风生水起，再加上他广结善缘，因此朋友很多。

在这些朋友中间，有个叫洪国式的老乡与他很亲近。

洪国式是老革命，也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党员。

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我党由于大量工作都转入隐蔽战线，急需大量的地下工作人员。

于是，在洪国式的发展和引荐下，刘光典加入革命队伍，并成为了大连情报处的交通员，而他的直接领导就是洪国式。

刘光典凭着商人身份，多次往返于敌占区和解放区，将重要情报送达出去，从而给中央做出战略计划等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仅如此，刘光典还带薪上班。

当时，中央情报部门计划到上海筹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

但要建立公司就需要大笔资金，而中央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根本拿出那么多钱来。

刘光典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地从积蓄中拿出30两黄金，帮助洪国式创建了“华石公司”。

在上海情报机构正常运转后，刘光典被调回沈阳，参与辽沈战役的情报收集工作。

为了掩人耳目，刘光典经过组织同意，在沈阳开了一家药店，继续以做药品生意为掩护，暗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东奔西走，刘光典无暇照顾妻儿。

深明大义的王素莲不仅不抱怨，反而拖儿带女，几次随丈夫搬家，只为一家人团聚。

其实，王素莲深知万一刘光典身份暴露，她和儿女们也免不了受到牵连，但她不仅支持丈夫，而且还多次机智地帮助丈夫摆脱了敌人的怀疑。

不过，王素莲毕竟是一介女流，她虽然支持刘光典从事地下工作，可是她每天却为丈夫的安危提心吊胆，唯恐刘光典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遭遇不测。

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就在国民党准备逃离大陆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开始向台湾岛屿部署情报组织。作为资深情报人员的刘光典，毫不犹豫地领取了这项新任务。

同年6月，刘光典给王素莲留下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做生意，嘱她务必照顾好儿女。

自此后，王素莲就再也没有得到过刘光典的任何消息。

一晃就来到了1954年。

中共驻香港情报人员突然收到刘光典在台湾叛变投敌的消息，并且还在报纸上看到刘光典发表反动言论的照片，于是立刻上报给了相关部门。

由于当时信息不通，相关部门依据登载刘光典叛变投敌的报纸，认定他做了叛徒。

于是，相关部门采取防范措施，将王素莲及3个孩子迁入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一个不足10平米的破房子里，并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视。

这样一来，王素莲和孩子们的生活不光大不如前，而且还因为是“叛徒家属”，遭到周围人的鄙视和唾骂，这让他们一直抬不起头来。

在巨大的压力下，原本体弱的王素莲很快就病逝了，3个孩子自此只能相依为命。

然而在1988年，真相终于得以披露。

这年，一名老地下工作者从台湾带回一份被国民党残害的百人名单，刘光典的名字赫然在册。

原来1954年，由于叛徒出卖，刘光典被国民党逮捕。随后国民党便到处散布他叛变投敌的假消息，并且还找了和他相貌相似的特务四处演讲，以此扰乱中共情报局的判断。

然而刘光典视死如归，不管国民党对他施以各种严刑拷打，他都不肯屈服，最终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枪杀了他。

真相大白后，相关部门立刻为刘光典平反，并追认他为烈士，而他的3个子女也前往台湾，迎回骨灰，将其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