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5日，主席南巡，这次载入共和国史册的南巡共历时29天，沿途接见干部时，主席首次公开且严厉地抨击了林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主席在这次南巡中，沿途先后召见了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5大军区的司令员及政治委员，与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进行了个别谈话。
在沿途的历次谈话中，主席对这些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以及历史教训，旗帜鲜明的提出了：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并首次公开抨击林彪：
“……有人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他亲自指挥的’，缔造就不能指挥吗？”
当谈到军队时，主席的用词更是大为严厉：
“在空军，把一个20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重大问题，重大原则，我是不会让步的！军队要统一，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他走！
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自己。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都不听嘛，一句也不听！”
主席还向参与谈话的领导干部们推荐了一本书，清代政治小说《何典》，并将书中的一首诗拿来做了比喻：“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对林彪隔空喊话，希望其悬崖勒马，能够幡然悔悟！
林彪从主席的这次南巡谈话中嗅到了危机，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
千钧一发之际，主席凭着敏锐的洞察力，9月10日果断地提前离开杭州，甚至在11日途经南京时，都来不及再次接见已于站台上迎候多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最终，主席专列于9月12日顺利返回北京。
专列到达北京丰台之后，并没有驶入车站，而是停靠在一条铁路支线连接着的一个兵站里面。
随后，中央政治局与军委的许多重要领导同志都来到这里，主席就在这里与领导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之后，专列才缓缓地驶入北京站。
仅仅10几个小时之后，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乘坐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仓皇出逃。
1971年9月13日这一夜，注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载入史册的一夜！
9月14日中午，周恩来接到外交部驻蒙古使馆的紧急电告：
“256号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
自13日零时32分，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飞走后，周恩来受主席委托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紧急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布置应变措施。
直到14日中午接到使馆电报，得知林彪机毁人亡，葬身温都尔汗，周恩来已经连续整整30多个小时，未眠未食了。
“913事件”发生后的第10天，1971年9月24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先后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8点30分准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黄永胜心里明白，去了就回不来了。
“913事件”之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行动上仍然是自由的，中央给了他们整整10天时间。
“看他们10天，让他们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在这10天里什么都没向中央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后来回忆道：
“中央本来看在他们是老同志，是给了机会的，但他们在这10天里却什么都不说，只顾着烧文件！”
于是，10天时间一到，9月24日，中央办公厅奉命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于早8点30分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最先到达的是黄永胜，一下红旗轿车，萎靡不振的黄永胜立马挺直腰杆，虽然已预感到结局，但黄永胜仍然尽量地保持住一个将军该有的军人仪态。
稍顷，另外三辆红旗轿车先后到来，他们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吴法宪身材矮胖，绰号“吴胖子”。李作鹏抗战时被日军施放的毒气熏瞎了一只眼睛，绰号“李瞎子”。邱会作又高又瘦，和吴法宪的身材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
四人刚走进大厅，跟在他们身后的随身警卫和秘书就被拦了下来，四人早已预知结局，竟无一人出言发问，连头都没回，自顾自的在福建厅落座，彼此间对视一眼后，均默不作声。
半晌，一扇侧门打开，几名军人鱼贯而入，表情庄重严肃分列两边，周恩来手拿一份文件从另一扇侧门快步进到福建厅，环视四人一遍，而后宣读文件：
“中共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再负责现职工作，限令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军委日常工作交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文件念完，几名军人走上前去，两人押一个，立即将四人架出福建厅，押往北京卫戍区位于顺义县的某师师部隔离审查。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早有心理准备，既不申辩，更不反抗，唯有黄永胜经过周恩来身边时小声嘟囔了一句：
“我与逃跑的林彪没有一丁点关系！”
同样就在这个“福建厅”，4年前的黄永胜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此时的黄永胜，早已没有了几年前的豪气和威风。
1967年1月22日召开的军委碰头会，当主席走进福建厅时，黄永胜领头高呼：“毛主席万岁！”
众人呼声刚落，主席皱眉道：“你就是讨人嫌！”
会后随同来京的黄永胜夫人项辉方听说此事有些担心，黄永胜笑道：
“我17岁就跟着主席秋收暴动上井冈，名字都是主席给取的，我喊毛主席万岁是发自肺腑，决不是口号。这一点上，主席是了解我的！”
1927年9月9日，年仅17岁的黄叙全参加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随后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上，主席对他说：
“革命不讲价钱，叙全与叙钱容易混淆，这个名字得改一改，就叫黄永胜吧，永胜永胜，永远胜利，百战百胜！”
就这样，17岁的黄叙全变成了黄永胜，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级一级做上来，直到建国后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的履职经历在我军高级将领中，真可谓凤毛麟角。
1933年，黄永胜任红1军团红1师红3团团长时，师长郭炳生对革命产生动摇，暗地里悄悄说动另外两个团长率部出逃投敌。
黄永胜发现部队异动，星夜兼程带着自己的红3团追击出逃部队，最终成功说服两个团长带部队返回驻地，唯独劝不动师长郭炳生，为避免火拼，黄永胜放了郭炳生一马，让他带着数名亲信单独离去。
为此，主席和朱老总亲自给黄永胜颁授了一枚红星勋章。
表彰大会结束，主席问他：“郭炳生想跑，三个团，他为什么单单丢下你的3团，不劝你一起跑？”
黄永胜回答：“他哪敢来劝我嘛？我的名字都是你帮我取的，谁不知道啊？他劝谁都不敢来劝我，劝我不是找死吗？”
主席听完哈哈大笑，接着又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把郭炳生抓回来？而是把他们放走了呢？”
黄永胜回答：“当时我只能说来去自由，是走是留，大家自己选择。两个团愿意跟我回来，是因为我讲的话有道理。但我如果要抓郭炳生，我的讲道理就变成不讲理了。”
主席听完黄永胜的回答后，向旁边的朱老总说道：“这个黄永胜聪明得很呐，不简单啊！”
黄永胜爱玩，尤好跳舞。东北野战军诸多高级将领中，就他胆子大，每每战事一完，便将部队交给政委，自己却偷偷跑去哈尔滨跳舞。
在这一方面，非议极多，经常被人诟病！
面对干部战士反映上来的问题，林彪总是从旁周旋，曾当着罗荣桓政委的面，对前来反映黄永胜问题的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说道：
“你们也不要一天揪着别人的小辫子不放，辽西三战三捷，黄永胜兵不过两万五，半月歼敌一万六，功劳不小。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打仗以外有点爱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以后再不要说这事了！”
程子华听罢，也只好不再作声了……
黄永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3年4月26日，于青岛病逝。
后人写历史人物往往不太好写，特别是像林彪、黄永胜这类特殊的历史人物，更是不好写。往多里写，涉题材敏感，往往审核不过。往少里写，一笔带过，又让人看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战争年代的林彪，性格比较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对于自己的观点，哪怕幼稚，哪怕短视，都敢于摆到桌面上畅所欲言。
在这一点上，林彪建国前与建国后的性格简直判若两人！
1929年，当革命处于最最困难的时期，林彪给主席写了一封“红旗还能打多久”的信，换来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著名的一篇巨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是主席对——以林彪为代表的动摇者们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苛责动摇者的革命意志不坚定，而是气势恢宏地阐明革命道理，苦口婆心地用事实去纠正动摇者的错误观点。
遵义会议后，身为军团长的林彪又发表妄议：“红军尽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部队会被拖垮。”
这番言论被聂荣臻政委严肃批评后，林彪不仅听不进去，甚至还对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如此言论，公开挑拨离间，分裂红军，实质上已经是在挑战中央、挑战主席的权威了。
但主席在会议上也只是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林彪是个娃娃，他懂什么？”
两次立场上的严重动摇，林彪都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是为什么？
主席后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
“有不满，尽可说出来。嘴长在人家身上，不能光让人家吃饭，不让人家讲话。讲出来就好，讲出来就光明正大，讲出来就不是阴谋！”
由此可见，年轻时期的林彪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尽管动摇，尽管幼稚，但心胸还算坦荡。
林彪中年时期成长为一个军事家，但这个军事家有一个致命弱点：当处于下风时，缺乏逆风翻盘的勇气和能力。
这一点上，从二战四平、三战四平、德惠战役，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守，守不住；攻，攻不下。
而且一旦落败，就一败再败。若不是杜聿明兵力有限，追到松花江边便停住了脚步，林彪就真的只能进山打游击去了……
林彪自出关以后，连续经历二战四平、三战四平、德惠战役三连败。这三连败每一次都败得一塌糊涂，每一次都被敌人追得走投无路。
原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苏静，在回忆录中写道：
“四平保卫战失败后，部队从四平撤退到舒兰时，林彪病倒了，交感神经发炎，高烧不退。
从九台出发前，林彪让机要秘书季宗权通知参谋处长李作鹏，让机要组携电台乘汽车一起走。结果，到了舒兰才知道，李作鹏就根本没有安排电台上汽车，机要组用骡马驮着电台，都还在路上，没有及时赶到。
没有电台，林彪就无法联系正在撤退中的各路部队。病中的林彪去到李作鹏住处，见李作鹏正和几个人坐在炕上喝酒。林彪气得脸色煞白，也不说话，双手抓住桌沿一掀，桌子的东西被掀得稀里哗啦。
林彪又抓起炕上的行李、炕下的鞋子，冲着李作鹏他们几个就是一通乱砸。
大家全蒙了，傻眼了……
这些人跟着林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有的都有10来年了，什么时候见过林彪这样子呀？
长征时过湘江，那么惨烈的湘江战役，那也没见过林彪这样气急败坏的样子。这次显然是乱了方寸，失态了，好一会儿才镇静下来。
四平保卫战打得很被动，局势又那样紧张，林彪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人病了就烦躁，就一反常态的歇斯底里了。”
由此不难看出，林彪当时在东北的局势，确实已经到了火烧眉毛，无计可施的地步了！
反观华野粟裕，1946年12月涟水惨败，输给了张灵甫。但4个月不到，就在孟良崮上报了仇，全歼整编第74军。
1947年7月，粟裕南麻临朐两仗两败后，范汉杰的胶东兵团想捡现成便宜，乘势分四路夹击华野。
粟裕新败不到两个月，便于9月底被迫发起胶东保卫战，10天之内歼灭范汉杰12000余人后，随后主动撤退诱敌深入。
至12月13日，反攻收复莱阳时，华野两个月时间共歼灭范汉杰胶东兵团及各路援军63000余人，重新牢牢掌握住了山东战场的主动权。
而东野林彪从1946年的三连败之后，一直到1948年，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恢复了元气，等到攒够了本钱，1月份在公主屯歼灭了陈诚的新5军后，才终于结束了东躲西藏的苦难日子。
从此刻开始，围长春、攻锦州、克沈阳、占天津，下海南，东北野战军凯歌高奏，一路从白山黑水打到了海角天涯。
林彪终于在蜇伏了两年后，挺直了腰杆！
林彪真的打不来逆风战，而顺风战，他最在行！
建国后的林彪就更不好写了，这个时期的林彪城府太深，满腹的心机，和之前井冈山上的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娃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