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海报王思祺
四月末,暮春时节。宝墩遗址工作站的生菜脆嫩,小麦青黄。来参观宝墩遗址的游客们路过小麦田的时候,总会有人用手掰下两粒尝尝,好奇着这片古老土地的味道。带领他们参观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今年,是这位“85后”考古队长在宝墩遗址工作的第10个年头。
宝墩遗址,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史前城址。1995年,它初次露面。宝墩遗址的发现,展现了成都平原4500年前的一缕文明的曙光,找到了解读三星堆由何而来的钥匙,将成都平原人类活动历史向前推进800年。成都平原由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之一。
01
拼对陶片3个月后
用“3秒”的思考开启宝墩之旅
经过1995年试掘,考古工作者推测宝墩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1996年发掘后,确认其面积60万平方米。2009年,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宝墩遗址重启发掘工作,确认其面积为276万平方米,堪称“长江上游第一城”。此次发掘一直持续到2023年。2015年,唐淼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
当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探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与变迁、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出现以及三星堆文化形成等问题。再宏大的课题,分解到每一天的工作中,都是基础而琐碎的。所以,唐淼分配到的活儿就是:拼对高山古城遗址出土陶片。
陶器,数量最大、最为主要的考古资料门类。因为易碎,所以成为了更新换代最快的遗物类型,也成为了后人观察先民生活变化的首选。“当时,刚好赶上一个发掘年度的结束,正在做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我就跟着周志清老师他们做高山古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整理、拼对工作。”这个拼对工作,前后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之前在学校,学习的主要是田野考古的工作流程,所以用三个月来拼对陶片的工作,对唐淼来说过于“具体”了。“刚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陶片要拼对三个月。”破碎的陶片通过拼对,找到自己的位置。4000多年前的陶器被复原,宝墩文化面貌愈加清晰。在重复的工作中,唐淼逐渐享受起这个过程:“我感觉自己通过陶片,把远古串联了起来,豁然开朗。”
找到“位置”的,不仅仅是陶片,还有唐淼。
回想这一段经历,唐淼说自己是从一个懵懂的学生状态,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作状态。某一天,唐淼依旧蹲在地上拼着陶片。时任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的何锟宇老师突然问到:“唐淼,你整理完这个又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唐淼回忆道,“何锟宇老师就跟我说,要不你跟我去宝墩吧。”当时的唐淼不知道,这句话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思考了三秒,唐淼说:“好。”
就这样,唐淼来到宝墩遗址工作站,于2015年下半年深度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中。
02
“宝墩就交给你了”
“怎么就交给我了?!”
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宝墩遗址的外城。2012年,相关钻探工作结束。那之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选择一个典型的聚落,以其为代表,探索成都平原最早的聚落和社会形态。相关重点发掘工作从2013年开始。因此,唐淼正式到宝墩遗址工作站工作时,正好是赶上重点发掘的第三年。“当时,前辈们已经建立起宝墩文化的基本序列,但是对古城中的功能分区、结构并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跟着前辈们,一起探索更精细的聚落结构。”
每日都在宝墩遗址的土地上工作,唐淼不禁会想象,这里的先民是如何生活的。站在顶部宽20多米,现存高度6米的城墙上,他会疑惑,没有铁质工具的4500年前,仅靠木质和石质的工具,如何修葺这样高大的城墙。下工的时候,夕阳斜照在发掘区,唐淼又会想,是不是宝墩先民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后,也会躺下来,享受余晖洒在身上。又或是在整理陶片的,意外发现的指纹,都会让他产生与宝墩先民跨越时空对话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提醒着我,我是考古一线的发掘人员,我的态度决定了这批文物呈现的状态。如果我更积极、更全面地整理,那么呈现出来的宝墩文化就会更丰满。”每一次的触动,都是来自4500年前的一种激励。
2015年至2017年,唐淼跟着何锟宇老师一直在宝墩遗址工作。“当时基本就是何锟宇老师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按部就班,跟在学校里一样。”2017年的一天,何锟宇老师突然告诉唐淼,自己要去贵州招果洞遗址发掘了,还开玩笑地说“宝墩交给你了”。“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就交给我了?!”起初,唐淼以为老师只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但招果洞遗址一发掘就是5年,还获得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虽然何锟宇老师还在继续指导宝墩遗址工作的大事,但实际的工作,切实落在了唐淼身上。与这座又大、又古老的城址相比,唐淼太小、太年轻。那时,他只能“被动”地去思考,宝墩遗址的下一步发掘工作该怎么做。
“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把自己的角色,从工作人员转变到真正的大遗址考古领队上来。”今年挖什么、明年怎么挖、5年的工作计划……这些内容让唐淼走了出去,去良渚遗址、去石家河遗址、去屈家岭遗址,学习、研究这些大遗址的规划和发掘工作,再系统地梳理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的考古发现,制定合适的发掘计划和研究方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变成了主动、积极推进工作的人。
2018年,唐淼正式成为宝墩遗址工作站副站长。2021年,他正式任职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
“每一次的发现都是一次填补。”唐淼解释道,因为宝墩遗址作为成都平原考古研究的“桥头堡”位置,每次的发掘都是极有意义的。在唐淼参与工作的期间,宝墩遗址工作站的考古工作者们复原出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村落形态,明确了墓葬形态的变化,并且通过浮选,首次发现了炭化稻谷,发现了成都平原上最早的水稻田。“我很幸运,前辈们搭建起了宝墩文化的框架,我们得以填补细节,让历史更加具体。”唐淼讲到。
03
同时呈现结果和考古思维
考古人也策展
唐淼喜欢考古。因为考古不是“单纯的重复性工作”,每一次的发掘、阐释,都是全新的,它是“探索性的工作,会推着人往前走”。同时,唐淼还喜欢考古的反差感,考古人可以在田野里发掘,也可以在实验室做精细化工作或者在书桌前研究探索,还能在公众面前进行阐释。“看起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人,也是国家重大课题的推进人。我喜欢这种反差,很有魅力。”唐淼说。
宝墩遗址工作站的建立,让唐淼有了一个机会,参与《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览的策展工作。
宝墩遗址从1995年开始发掘,直到宝墩文化其他7座古城和百余处中小型聚落被发现,已经累积了太多的信息和资料。宝墩文化需要一个展示、传播的平台。为了适应这个需要,为了让文物“活”起来,也为了宝墩遗址所在地新津区的文旅发展,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开始重新筹备。当时,在宝墩工作时间较长的唐淼就接下了策展的工作。
在唐淼看来,《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策展工作与其他展览不同的是,传统的策展可以等到考古报告整理成为论文后,再将其变为科普信息。策展人员可以对科普信息进行再创作,将其转化成为展览内容。但彼时,宝墩遗址的考古材料并未完全转化为成熟的考古报告,考古材料需要跨过中间的步骤,直接转换成为展览内容。“如何将晦涩的考古材料,转换为浅显易懂的展览,是当时最大的难题。”唐淼将自己的身份,从一位考古研究者转变为一位普通的观众,思考自己想看什么、能如何看懂。
“我们这一次策展的理念在于呈现考古成果的同时,附带考古的逻辑思维。一方面呈现考古成果,一方面呈现考古的思维,公众就能更好地理解考古人是如何通过点滴的信息,进行推理论证的。”例如,为了更好地呈现宝墩古城形成、兴盛、衰落的过程,唐淼将其梳理成为了5个阶段,用5段不同的动画来体现定居、修筑内城、人口扩张、修筑外城、洪水袭击的经过。但同时,他也会在讲解的时候,严谨地提到两次,“洪水袭击”仅是一个意象,并非一场洪水就能让宝墩先民放弃这座精心修筑的古城。
通过策展,唐淼也意识到,考古工作时采集、记录的信息越多,展览的呈现就越加生动、丰富。这让他重新审视考古工作,试图弥补以往工作中未涉及的空白区域:“这是策展工作对考古工作的一个反哺。也是给我一个机会,在此重新梳理宝墩文化的机会。”
遗址一旦开始发掘,就无法再恢复到原状。不小心遗漏的信息,很难再次找回。而每一条线索,都可能是解读文明的关键。除了考古工作者自身的敏感度,科技的加入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遗憾。唐淼介绍,为了适应考古工作精细化、科学化、多学科化的建设,宝墩遗址工作站还会使用到延时摄影、三维化信息采集、多角度三维建模、过程化航拍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全面地保存考古资料,以便回看和发表资料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发现的可能。
04
停下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宝墩考古报告即将出版
除了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还有一个身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传陈列部主任。有一次,他笑着说自己是“不务正业的考古人”。目前,成都考古中心的基本陈列展《考古·成都》,以及正在展出的“金石为开——成凉合作二十周年考古成果展”,都由他策展。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备受好评的社教活动,也由唐淼所在的部门负责。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需要了解考古,以增强文化自信;同时,考古工作也需要被理解,“当全民都树立起文物保护的概念,更多的文化古迹才有机会保存下来”。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循着这样的概念,自2019年起,成都考古中心便开始探索“考古+社教”的创新模式,打造出了“成都考古社教行特别版”。2023年,在考古人的带领下,共开展了8场社教行活动。公众在祝国寺村遗址、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彭家湾崖墓现场、鱼凫古城遗址4个考古现场,走近历史,也走近考古。
而每当群里的反馈消息传来,唐淼看着这些成百甚至上千字的感想,都会觉得公众考古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并不是“无谓的尝试”。或许,这些考古的种子,能够像宝墩遗址中的蒲公英一样,飞得更远,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反哺到考古工作中来。
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于2023年暂停。唐淼说,停止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从2009年到2023年,宝墩遗址又发掘了14个年头。对考古人来说,更重要的事情还没完成,就是考古报告的撰写。”现在的唐淼,得从面对公众的视角转换回专业领域,重新梳理14年的考古发掘,科学、客观地撰写考古报告。“考古报告出版后,才能让更多的研究者,有资料可以来研究我们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从专业领域推动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的研究和认知。”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能有更多人关注宝墩,是唐淼的期待。
图据受访者
(卢嗣晨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