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到曼谷寨，五天的颠簸路程，如同一部老式电影的慢镜头，漫长而煎熬。解放牌卡车像一只疲惫的老牛，一路吭哧吭哧地爬行，车上简陋的食宿条件更让我对未来感到茫然。傍晚时分，我们终于抵达了曼谷寨。落日余晖洒在山坡上，村庄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晕中，袅袅炊烟升起，空气中弥漫着稻草和泥土的清香，这景象如同水墨画般宁静祥和。村口的傣族乡亲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就像一群迎接新奇物种的探险家。
我后来才知道，“挑人”就是村民挑选知青到自己家居住。一位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傣族阿爹选中了我，他笑起来露出一口泛黄的牙齿，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你，好，跟我走。”我就像一只被命运之手拨弄的小棋子，懵懂地跟着他走进了村子。阿爹的家是一栋传统的吊脚竹楼，楼下圈养着几头猪，楼上住人。竹楼虽然有些老旧，屋顶甚至漏风，但院子里几棵枝繁叶茂的木瓜树，墙角码放整齐的柴火，透露出一种简朴而有序的生活气息。
阿爹的女儿小碧，一个十五六岁的傣族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羞涩地站在阿爹身后。她接过我的行李，轻声说：“跟我来。”她的声音像山间清泉般悦耳，带着少女特有的温柔。楼上铺着几张草席，那就是我未来几年的栖身之所。阿妈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鱼肉和香喷喷的白米饭，让我暂时忘却了旅途的疲惫。这顿饭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预示着接下来艰苦生活的开始。
第二天，我们就被带到田里“锻炼”。田里满是淤泥，乡亲们都习惯光脚劳作。我穿着解放鞋，一脚踩进泥里就拔不出来，像被沼泽吞噬的猎物。小碧站在田埂上，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城里人，真娇气。”我羞愧难当，硬着头皮脱了鞋，学着他们挑稻草。沉重的稻草压得我肩膀生疼，窄滑的田埂让我寸步难行，没走几步就摔了个四脚朝天，变成了一个泥人。小碧一边帮我把稻草重新捆好，一边打趣道：“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逞强。” 后来，她还偷偷地塞给我一小包酸菜，酸得我直咧嘴，但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
我像一只笨拙的雏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慢慢适应了村里的生活。阿爹教我抽旱烟，说是可以驱蚊。第一次抽的时候，被呛得眼泪直流，咳嗽不止，像吸入了一团烈火。阿爹笑着说：“慢慢来，习惯就好。”几个月后，我竟然真的习惯了，甚至对旱烟产生了一种依赖。有一天晚上，小碧红着脸跑进我的房间，递给我一个绣着茶花的布荷包，说是给我装烟丝用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交织在一起。
村里后来为我们知青盖了新房，搬家的那天，阿妈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小哥，别走了，留下来做我们家女婿吧。”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像一尊木雕。小碧则默默地站在人群后面，低着头，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却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波澜。社长打圆场说：“他们还小，以后再说吧。”搬到知青点后，小碧依然经常来看我，给我带吃的，腊肉、糯米糕，都是她亲手做的。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我是昆明人，独生子，父母不可能同意我留在农村。每次看到小碧充满期盼的眼神，我的心里都像压了一块巨石，沉重而压抑。
1972年春天，我接到了回城工作的通知。在村口与乡亲们告别时，我的心情复杂万千，像一坛陈年的老酒，酸涩中带着一丝甘甜。阿妈哭得像个泪人，小碧依然站在人群后面，低着头。我狠下心没有回头，害怕自己会忍不住留下。就像候鸟不得不离开温暖的南方，飞向未知的北方。
回到昆明后，我开始了新的生活。半年后，听说小碧嫁给了村里一个小伙子。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隐隐作痛。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最终还是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多年后，我退休了，带着家人回到曼谷寨。村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竹楼变成了砖瓦房，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阿爹阿妈早已不在，小碧也搬到了镇上。我拿出那个烟荷包，递给她的儿子，说：“这是你妈妈年轻时送我的，你替我保管吧。”小碧站在门口，眼眶泛红，时光仿佛回到了当年，我又看到了那个扎着长辫子，羞涩的傣族姑娘。“谢谢你，小碧。” 这句话，我在心里默默念叨了无数遍，却始终没有勇气亲口说出口。就像一封未寄出的信，永远封存在记忆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