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曾因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呈尖锐对立之势，但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双方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建交成为现实考量 。从美国角度看，与这一重要历史转折脱不开关系的是以尼克松，基辛格执政期间为代表的尼克松时代。
01
内忧外患：美国处在战略调整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美国在冷战中对外政策的一转变期。从美国自身看，一方面，在与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的争霸中，美国处在守势，就军事而言，不仅核武器数量落后于苏联，常规力量也弱于苏联；
就经济而言，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高烧不退”，表现为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而苏联方面，在勃列日涅夫的国际缓和战略下，苏联通过对外贸易（特别是能源）实现了经济的较大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进军深陷越战泥潭，极大消耗了国内政治支持——实质上是美国战略资源在次要方向大规模流失的体现，数万美国人在越战中丧生，烧掉了高达2500亿美元，还造成了大规模人道灾难，让美国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
从国际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失去与黄金绑定的特权；西欧一体化随着欧共体的成立加速，展现出反美国控制的姿态，法国甚至退出北约军事结构并与新中国建交。这一姿态在勃列日涅夫加强与西欧接触的背景下，让美国更感头疼；
同时，新中国的崛起再也不能被忽视，尤其是在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人意识到，再不能在拒绝与几乎占地球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合作的条件下，参与国际事务。而中苏关系的破裂和持续恶化，也给了美国分裂社会主义阵营，联中抗苏的好时机。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人民需要的不再是以前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那样的主张意识形态争锋和直接对抗的领导人，他们也不想再次经历肯尼迪时代的核阴云。继续进行意识形态对抗和大规模扩展美国的势力绝对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有些政治家认为国家应该更加务实。
02
尼克松时代：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高峰
尼克松本人出身寒门，政治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但他擅长辩论和权力运作，是务实型政治家的典型。
他在外交上的现实主义倾向可以在1959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时，与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开展的著名的“厨房辩论”窥见一斑。
在美国国家博览会的模板美式厨房里，他用更实际的舒适生活而非“自由民主”来证明美式经济体制的优越，借此攻击苏联。
尼克松同时还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品格，比如更多地顾全大局，而非个人政治得失，更多地看重结果，而非细枝末节和程序问题。这样的品格特别体现在他的政治勇气上，比如他敢于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来基辛格，并赋予其大权。
与尼克松搭档的基辛格，作为一位学者型政治家，他在哈佛当学生时学习梅特涅（他1975年的处女作《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主要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在哈佛当教授时教授地缘政治和战略博弈。
可能与早期从纳粹德国逃亡的经历有关，他很明显地展现出悲观古典现实主义的倾向。在书中，他聚焦于拿破仑失败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和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为维持欧洲稳定所作出的努力。这是他“détente”（缓和）外交思想的体现。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尼克松执政期间开始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即使是他加冕水门侯，美国国内政治出现扰动，福特、卡特继任美国总统后，推进中美关系改善的进程也从未断绝。
03
后尼克松时代：美国走错路了吗？
水门事件送走了尼克松，但基辛格仍旧坚挺，他担任国务卿一直到1977年，政治生涯则一直持续到2020年才被特朗普“开除”。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魔幻时代，他见证了美国国内政治对现实主义外交战略核心原则的偏离。
在尼克松时代，美国领导人依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原则，在美国国际处境不再风光无限的背景下，推动美国战略转向，力求构建一个更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空间，让美国从尴尬的位置脱身，以更低的政治经济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国家利益。
但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看到的则更多的是美国不计成本的过度扩张，不尊重他国核心利益和无视地区文明的特殊性多样性的外交姿态。
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是左翼在进行激进，疯狂到甚至无法理解的所谓“觉醒”的“进步”白左浪潮，并极力将其“出口”；右翼被民粹思想裹挟，以充满政治野心却缺乏政治能力的煽动性政治人物为代表，叫嚣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反华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捞取政治资本的来源。这样一种撕裂和纷争的非理性的政治环境是美国莫大的悲哀，也是残存的美国现实主义外交家所深深忧虑的。
基辛格在2005年接受CNN采访时曾表示，“要谈判，就要先了解对方的认知观念。然后，他们也需要了解我们的认知观念。而且，双方都必须带着调和这些认知观念的决心来谈。”
基辛格还曾在《论中国》一书中表示，中华文明的特征是内敛而不寻求对外扩张的。他还在其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拆开来看，中国人的勇敢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死不旋踵的决心，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节。”
在理解对方文明和文化特征和国情的情况下，做出政治判断和决策，这对于一个领导人、外交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要坚持相互尊重，当务之急是树立正确认知。中国无意取代谁、凌驾谁，更无意谋求霸权，只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一月五日，王毅也在中美建交四十五周年招待会上这样强调。
然而无论是中美阿拉斯加会晤上美国的失礼还是佩洛西窜台的闹剧，我们看到的都是美国当权政客高傲的姿态和为自己捞取政治私利的嘴脸。毫无疑问，“自由民主”再度成为美国招摇的旗帜。
四十五年后，中美关系重新回到迷雾之中，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尼克松时代。但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美国乃至西方国家的政治朝着抽象和戏剧的方向发展，当代西方政治家低劣的政治把戏被扔鸡蛋的滑稽戏频频上演，或许是时候务实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