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四九城里暗流涌动，却不知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有这样一位特工，他用15年光阴，在敌营中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地爬到了让自己都胆战心惊的高位。从一个普通的警卫员，到手握大权的少将军衔，他每天都在刀尖上起舞。直到有一天，他给组织发去了一封急报：＂官职已大，处境难料，该如何是好？＂组织很快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复。这位神秘的特工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是如何在虎穴之中周旋15载而不露破绽的？又是什么样的回复，让他继续在敌营中展开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
一、少年立志
1908年，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的一个寒冷冬日，李时雨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不同于当时许多地主家庭的纸醉金迷，李家以耕读传家闻名乡里。
李家的老宅是一座青砖大院，院内四进四出，规模不小。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大院时，便能听见私塾里琅琅的读书声。李时雨的父亲常说：＂富不过三代，唯有读书明理才能立身。＂
1924年春天，16岁的李时雨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一中。那时的省立一中是东北地区最负盛名的学府之一，校园里种满了白桦树，每到春天，漫天飞舞的白色絮花中，总能看到少年们朝气蓬勃的身影。
就在这一年的5月，一封从上海寄来的电报，彻底改变了李时雨平静的求学生活。电报上写着：＂五卅惨案发生，日军血洗租界，学生死伤众多！＂
这个消息在省立一中的学生中间炸开了锅。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上海的日资工厂里，中国工人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一位年仅12岁的童工被日本工头活活打死，引发了工人大罢工。
两千多名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在租界游行示威。日本巡捕开枪射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来的当天，省立一中的操场上聚集了数百名学生。李时雨站在人群中，听着同学们愤怒的演讲。那一刻，他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
1926年秋天，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李时雨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张伯苓先生创办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在这里，李时雨不仅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还结识了几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在南开的图书馆里，李时雨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时的图书馆里除了课本，还有不少进步书籍。《新青年》、《向导周报》这些刊物，都成了他的精神食粮。
1927年1月的一个夜晚，在天津一间普通的茶馆里，18岁的李时雨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他在南开中学认识的一位姓张的同学。当时的场景很简单：油灯下，几个年轻人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从这一刻起，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少年，走上了一条与他原本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道路。当年的省立一中优等生，南开中学的高材生，即将在历史的洪流中，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二、初入虎穴
1934年春，一个普通的清晨，张学良公馆的大门前站着一位身着西装的年轻人，正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李时雨。那天，公馆正在招聘警卫员，前来应聘的人排起了长队。
李时雨的履历看起来平平无奇：黑龙江人，大学法律系毕业，曾在东北做过教师。正是这份＂平平无奇＂的简历，让他顺利通过了审查，成为了张学良公馆最普通的一名警卫员。
公馆里的工作并不轻松。每天凌晨4点，李时雨就要起床，检查院落里的每一个角落。白天要站岗放哨，晚上还要巡逻值夜。但这些繁重的工作，反而给了他最好的掩护。
有一次，公馆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那天夜里下着大雨，李时雨正在门口值勤。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大门外，从车上下来一位戴着宽檐帽的男子。李时雨注意到，这个人的举止非常谨慎，走路时总是习惯性地回头张望。
这个细节被李时雨记在了心里。第二天，他通过自己的联络员，向组织报告了这个可疑人物的信息。后来证实，这位神秘访客正是负责搜捕共产党员的特务头子。
1935年春天，一纸调令让李时雨从普通警卫员升为了第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个办事处表面上负责文书工作，实际上却是专门收集共产党情报的重要部门。
在第四办事处，李时雨首次接触到了敌人的核心机密。有一天，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摆在了他的案头。文件上详细记载着敌人准备在某地设伏，围剿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
当天晚上，李时雨找了个理由外出。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里，他见到了自己的联络员。几分钟后，这个重要情报就通过地下电台传到了组织手中。游击队及时改变了行动路线，避免了一场灾难。
随着时间推移，李时雨在第四办事处站稳了脚跟。1936年初，他获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整理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员的情报档案。这些档案里记载着大量党组织的秘密信息，也包含着许多叛徒的供词。
在整理这些档案的过程中，李时雨发现了一个重要规律：敌人的搜捕行动往往会提前半个月进行部署。他将这个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组织，从此，许多地下党员得以提前转移，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七七事变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但对李时雨来说，这反而成了一个机会。日伪政权急需法律人才，而他恰好有着法律专业的背景。在组织的指示下，他开始谋划下一步行动。
这时的李时雨，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站在公馆门口的普通警卫员了。他即将踏上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走向一个更高的位置。
三、暗度陳仓
1939年的上海，一场秘密会谈正在某处进行。汪精卫的心腹朱晶华找到了李时雨，抛出了一个诱人的橄榄枝：＂只要你愿意为国民党搜集日伪情报，我就可以为你引荐加入国民党。＂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组织研究，很快拍板同意了这个计划。就这样，李时雨开始了他的＂双面间谍＂生涯，以一个＂国民党特工＂的身份，打入了汪伪政权的核心圈子。
在上海滩，李时雨白天西装革履，在法院担任检察官；夜晚则换上便装，在各个茶馆酒楼中与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份《申报》，这份报纸成了他与地下党联络的重要工具。
某天，一位送报员照常将《申报》放在李时雨的办公桌上。这份报纸的第三版，某个特定的文字被用极其细小的红点做了标记。这是组织告诉他：晚上茶楼见。
1940年初，李时雨获得了一个重要职位：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这个位置让他能够接触到更多机密文件。在一次例行的文件整理中，他发现了一份标记为＂绝密＂的红头文件，上面详细记载着日伪政权准备在上海开展的一次大规模搜捕行动。
当晚，李时雨以检查夜间治安为由，来到了法租界一家不起眼的理发店。这家店的老板娘是地下党联络员。通过一个特殊的暗号，情报很快传递到了组织手中。
短短两年后，李时雨再次升职，成为了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这个位置让他在上海滩声名鹊起，成为了达官显贵们争相结交的对象。
每到周末，上海滩的权贵们都会在大华饭店举办酒会。李时雨总是准时出席，却从不多饮。在这些觥筹交错的场合中，他收集到了大量重要情报。酒会上的一句闲谈，可能就暗藏着下一步的军事部署；一个不经意的玩笑，或许就透露出某个地下党员的处境。
1943年春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命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李时雨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在汪伪政权中是极其罕见的。一些老资格的军官开始暗中打听这位＂新贵＂的背景。
就在这时，一封加急电报发往了延安。电报中，李时雨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处境，请求指示。很快，组织就给出了回复：＂大胆往上爬，注意安全第一。＂
在上海的地下党系统中，李时雨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从码头工人到银行职员，从咖啡馆侍者到报社记者，这些看似普通的人们，都是他的情报来源。每一条信息，经过层层传递，最终都会汇总到他的手中。
在这个风云诡谲的年代，李时雨就这样在敌营中步步为营，用一个个看似平常的举动，编织着一张无形的情报网络。
四、危机四伏
1944年的一个深夜，上海虹口区一间普通的杂货铺里，传出了细微的电波声。这是李时雨的一处秘密电台联络点。店主老王看似在整理货架，实则在为地下电台放哨。
这个电台的设备很特别：收发报机被巧妙地藏在一个旧式收音机里面，天线则被伪装成了晾衣绳。每次发报，都要选在日伪巡逻的间隙进行，时间从不超过三分钟。
就在当晚传递完情报后，意外发生了。一队日本宪兵突然在附近街道上进行临时检查。李时雨立即示意老王将电台设备藏进了一个装满咸菜的木桶底部。几分钟后，宪兵队搜查了整个店铺，却只闻到了一屋子的咸菜味。
这次惊险的经历给李时雨敲响了警钟。第二天，他就收到消息：日本特务机关已经开始注意到虹口区的可疑无线电波。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位名叫田中的日本特务开始对李时雨的背景展开秘密调查。这位特务曾在东北工作多年，对东北地区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发现李时雨自称的一些经历细节存在疑点。
194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田中突然来到李时雨的办公室＂拜访＂。两人谈及东北往事，田中特意提到了几个只有东北本地人才知道的地名和人物。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试探。
李时雨早有准备。他不仅对答如流，还说出了许多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都是他在东北工作时积累的真实经历。田中虽然没有找到破绽，但显然没有完全打消疑虑。
危机并未就此结束。1944年秋天，一份来自东京的密令下达到上海特务机关：严查各地可疑分子，重点排查政府高层人员的背景。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行动。
就在这时，组织给李时雨发来了一份特殊的指示：命令他暂时中断所有情报工作，全力应对特务机关的调查。组织还特别提醒：＂即使暂时无法传递情报，也要确保自身安全，等待时机。＂
为了化解危机，李时雨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主动向汪伪当局检举了几个＂可疑分子＂。这些人实际上是已经撤离的地下党员，他们的身份早已被暴露，但相关档案还未传到上海。
这个举动打消了特务机关的疑虑。田中在报告中写道：＂李时雨虽出身东北，但对党国忠心耿耿，可以信任。＂然而，就在特务机关放松警惕的时候，李时雨的地下工作又悄然展开了。
他将电台转移到了一个更隐蔽的地方：法租界一家西式裁缝铺的地下室。这家店的老板是一位德国人，来往的都是达官显贵，特务们从来不会来这里搜查。每次传递情报，李时雨都要先去量体定制一套西装，然后才能借机进入地下室。
五、最后的使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上海滩。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李时雨接到了组织的最后一项特殊任务：策反日伪军队，配合解放军和平接管上海。
一天深夜，在上海总商会的一间密室里，李时雨与几位日伪军高级将领秘密会面。凭借着少将军衔和多年建立的关系网，他向这些将领详细分析了局势：＂日本已经投降，继续抵抗只会徒增伤亡。＂
这次秘密会谈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二天，这些将领就开始在部队中做工作，为和平接管创造条件。一周之内，上海地区的多支日伪军部队表示愿意放下武器。
然而，就在胜利在望之际，变故陡生。1946年初，李时雨的一位老对头突然掌握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证据。这个人叫张守诚，曾经是汪伪政府的特工头子。
在一个雨夜，张守诚带着一队特务闯入了李时雨的住所，将他押送到了一处秘密监狱。在昏暗潮湿的牢房里，李时雨遭受了长达数月的严刑拷打。
特务们轮番审讯，逼问他与共产党的关系。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李时雨也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秘密。他只是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履历，将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娓娓道来。
关押期间，李时雨的妻子四处奔走。她找到了几位在国民党内部还有影响力的老同学，请求他们帮助营救。同时，地下党组织也在暗中活动，寻找营救的机会。
1948年春天，机会终于来了。当时的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张守诚也顾不上继续追查李时雨的案子。在多方周旋下，李时雨获释了。
获释后，组织立即安排李时雨转移到了北平。在这里，他终于脱下了伪装了十五年的＂戏服＂，换上了梦寐以求的解放军军装。
1949年8月，李时雨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一位老战友认出了他，激动地说：＂想不到当年在上海的那位＇汪伪高官＇，竟然就是我们的同志！＂
此后，李时雨继续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着自己的才能。他先后在多个部门任职，为国家的法制建设贡献力量。
1999年冬天，91岁的李时雨在北京逝世。送别仪式上，一位老同志这样评价他：＂15年的地下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点点滴滴的付出，但正是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工作，为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李时雨的办公桌上，一直摆放着一个旧怀表。这是他在上海工作时用过的道具。表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八个字，是他15年特工生涯最好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