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村妇女刘小样给《半边天》的节目组写了一封长信，她写道：“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农村妇女的刻板印象大多是：在家务农，操持家务，洗衣做饭，伺候公婆，带孩子，农村女性似乎不需要有思想，有主见，甚至不需要读多少书，识多少字。

《半边天》的节目组被农村妇女刘小样的这封信触动，节目组打电话给刘小样，提出来采访她，没想到刘小样一口回绝了，她说：“不要来，让村里人看见一个做媳妇的不好好在家过日子，让远处不认识的人采访，这哪行啊，不能来。”

过了一段时间，节目组不肯放弃又打来电话询问，刘小样说要问问自己丈夫王树生，结果丈夫却很支持，说：“干嘛不让人家来，远处有客人来，就欢迎他们来。”

于是，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一个农村妇女的呐喊，对远方，对诗的向往被很多人看见，也深深触动了很多人。

主持人张越采访刘小样，刘小样穿着一件红色外套说道：“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刘小样作为农村妇女，她不甘心吃饱穿暖有房住，除了这些，她还渴望外面的世界，她内心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

那句“我宁可痛苦，不要麻木”时至今日依然让人印象深刻，许多农村女性过了大半辈子，麻木着过，可刘小样不愿意这样麻木地过。

她的痛苦在于周边人没有人与她交流内心的这些不甘，周围的农村妇女田间地头的忙活着，洗衣做饭埋头苦干，拉家常讲闲话，张家长李家短，她觉得和周围人没有共同话题。

当《半边天》节目组录制完准备回去时，刘小样扑在主持人张越怀里痛哭。

她哭是因为觉得，这些人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她又回到了没有人能理解她的那种孤独的状态。

节目播出后引起很大轰动，有些人给刘小样送来了书，有些人还直截了当地问刘小样，是搞养殖还是搞一间农家书屋，这边会给对口支持。

但刘小样通通拒绝了，她觉得并不需要施舍和资助。

如今，22年过去了？刘小样怎么样了？去了哪了？过得咋样？过上了她向往的生活了吗？

当一个女性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她的身心再也不甘于黄土地，心不安分，那份悸动让她想要到远方寻找答案。

2006年，刘小样在县城的商场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每个月工资600元，最吸引她的是工作期间要说普通话，刘小样觉得，说普通话会让她有种远离黄土地，身处远方的感觉。

她喜欢和顾客交流，给顾客搭配衣服，顾客的满意让她有种成就感。

后来，刘小样在学校做过生活老师，照顾30个孩子的生活起居。

后来，她到贵州短暂的打工。

再后来，孩子们都读大学了，她也伺候送走了婆婆，她决定到南方去打工，工厂，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十分单调。

有一次，刘小样被厂门口的一种漂亮的花儿吸引，她问周围人：“那是什么花儿？叫什么名字？”

可周围人没人知道，甚至有些同事每天上班路过，都没有留意过花开。

刘小样突然觉得失望，那么渴望往外面走，可真的走了出来，人们却连身边的花开都看不见，那不是辜负了这份美吗？

于是，出走四次的刘小样又回到了农村，种小麦，做家务，门前种了很多花儿，白天在家看书，把喜欢的句子摘抄下来。

刘小样很喜欢加缪的一段话：“只要我还一直读书，我就能够一直理解自己的痛苦，一直与自己的无知狭隘，偏见，阴暗，见招拆招。很多人说和自己握手言和，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要拿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会一直读书，一直痛苦，一直爱着从痛苦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

如今，刘小样不再执着于出走，她觉得，诗与远方不一定在远方，在家里她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欣赏自己种的花儿，看自己喜欢的书，以地里庄稼种的好而感到自豪，她很满足。

22年前，刘小样渴望出走，内心的不安分让她急于去远方寻找答案；22年后，刘小样回归家庭，我想她找到了答案，精神世界富足，她那颗不安分的心变得平静，但却并不麻木。

她会因为遇到鼠尾草而高兴快乐地像个小孩，会因为看到洱海和苍山而双眼放光，笑容满面。

刘小样是幸运的，她觉醒了，并出走去寻找答案，她的丈夫王树生支持她，理解她，她的儿女也十分孝顺，儿子给她买百合花的种子，女儿带她去听音乐会。

最重要的是，她找回了真实的自己，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