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谈起周作人，世人对他的印象多数有两个，一是鲁迅的弟弟，二是文化大汉奸。

这对周氏兄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纷纷成为了思想启蒙的先驱，文学革命的巨匠，但一直令人不解的是，周作人到底是为什么，走上了文化汉奸的路线。

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从周作人的思想生活种种方面上，就可以窥见他动摇的立场。

众所周知，周作人一直对日本文化较感兴趣，他赴日留学数年，更是将东京视为第二故乡，其后，与日本人羽太信子结为夫妻，一同居住在鲁迅所购置的大院中。

由于接受日本文化的熏陶，加上他独特的思维逻辑，所以从文化考察的角度去写关于日本的文章，总能看出周作人的奇特立场。

在他撰写的文章中，总能看出他站在一种纯粹的文化研究立场，甚至是人类文化立场等宏观视角去看待问题，这种视角无疑有些假大空。

面对当时的两国冲突，周树人以纯文化的观点去考察中日关系，从逻辑起点上就走向了错误的方向，这种模糊的思想立场，也造成了他的摇摆的现实举动。

1937年，为了保全中华文脉，当时的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众多大学也宣布南迁，但周作人却有些犹豫，不想南迁，他执意留在北京。

此时的周作人，尚且颇具文人风骨，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被日本人的思想和诱惑所腐蚀，自己留在北京，实属坚守，独身苦住。

对于周作人的执意留下，当时有许多文人对他表示关切，同时还有人并不看好他，认为他在中日文化界的地位都举足轻重，留在北京，免不了与日本人牵扯不清。

事实上，周作人在面临生死关头之前，倒还能保持文人傲骨，他在北京为自己安排好了生计出路，靠自己的笔杆子，以每月翻译稿件两万字换费用二百，而后又给自己找了燕京大学教课的教务。

在这期间，他似乎做足了自己谋生坚守阵地的准备，面对日伪各方邀约，他义正言辞的拒绝，丝毫不留情面。

但这风骨，在1939年年初，因为一场枪击案，顿时吓得烟消云散。

当时的周作人与学生在家中谈话，忽然门外有一位访客求见，二人不疑有他，当这位访客进来后，先是问了一句，你是周先生吗，随后还不待周作人回应，便拿出了一把亮黑的手枪。

此人对着屋内的两人，一人一枪之后，就出门离去，为了脱身，他在门口又连开数枪，将门口的无辜车夫打死，而后彻底失去了踪迹。

命大的周作人，竟然神奇的没有中弹，子弹打向周作人左腹部，但衣服上的纽扣恰好缓冲了这枚子弹，所以他身上仅留下了一点淤痕。

至此以后，周作人似乎因为惊吓过度，对于日伪警区派来的人员保护极为依赖，一扫往日对日伪闭门谢客的态度，十天之后，周作人就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开始为日伪效力。

万事有一就有二，周作人正式开始了文化汉奸的道路，在文化方面，模糊了许多界限，一时间，周作人的行径让众多文人感觉不耻。

1946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国内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清扫汉奸，周作人此时被判汉奸罪锒铛入狱，经过审理，决定判处周作人14年有期徒刑。

这一消息令文化界震动，他的朋友学生纷纷奔走，在国民政府中为他求情，以他并未犯实际罪行为由，为他开罪，努力之下，他的刑期也缩减到了十年。

他本人也是拿起笔杆，写了一封长长的辩白信，希望交给周总理，这封信递交上去后，或许是中间人并未向上递交，没能等来任何回应。

周作人苦等无果后，再次致信，这次他将信递交给了毛主席，这封信由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收到，转交之后，只见周作人在信中写道，自己正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旧可以从事此工作。

面对周作人在信中的辩解和恳求，毛主席做出批示：“照办”。

就这样，周作人得以假释出狱，而他此后的人生，也如信中所写，勤勤恳恳的投身于国外文学翻译的工作之中。

参考信源：光明网 2017年03月01日警惕有关八道湾十一号的“偏听偏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