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悲歌

7月16日，一则消息让全球都有点惊讶：特朗普选择了一位1984年生、从政不过两年的“年轻人”做竞选拍档。

J.D.万斯（J.D.Vance），和我同龄，生于美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五大湖地区米德尔敦市，是一名投资人和作家，著有《乡下人的悲歌》一书。

这是我这几年写乡村问题时引用率最高的书之一，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就叫《乡下人的悲歌》的文章（此文发表于秦圈，2020年6月30日）。

2016年，从未从过政的特朗普杀进白宫，一度让美国主流社会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拿起这本书，了解到这群一直被他们所忽略的“乡吧佬”“白色垃圾”——后来被他们统称为“红脖子”，正是这群人的愤怒，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

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佳注脚，作者J.D.万斯从此名声大噪。

尽管是文化迥异的两个国度，但J.D.万斯笔下的美国乡下人，他们身上的顽强以及同样顽强的劣性，充满悲剧的命运以及对命运的反抗，被时代潮流裹挟以及向时代发出的呐喊，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们的命运悲歌。

1930年代，J.D.万斯的祖父母生于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山区（美国的“山西”，著名的煤矿地区），一处叫杰克逊的乡下。那里有乡下典型的贫穷、人情味、善良，以及同样典型的粗暴、逃避现实，并且“满是瘾君子”。

1950年代，祖父母加入美国“打工潮”，顺利逃离杰克逊乡下，来到俄亥俄州新兴工业城市米德尔敦一家钢铁厂，实现了第一代农民进城——战后全球重建，及美国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帮助成百上千万这样的美国农民过上了典型的城市中产生活，实现了“美国梦”。

全球初代中产的想法大概类似，生活安稳后开始卷教育。外祖父母理所当然地对孩子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去读大学，摆脱蓝领身份，跻身美国大城市精英阶层，“你们这一代人将来得靠自己的脑子吃饭，而不是靠双手。就算哪天真到阿姆科（米德尔敦市一家钢铁厂）来工作，那也只能是当一名工程师，而不是焊接车间的一名工人。”

然而“农二代”并没有朝外祖父母希望的方向发展。乡下人的基因一以贯之地传承：外祖母年轻时就是个叛逆少女，老了后就像电影《三个广告牌》里的米尔德里德，成了一个整天揣着手枪到处晃荡的暴躁疯婆子；

她的后代，老大没有考上大学，只获得了夜校文凭；老三16岁染上毒品，高中辍学草草结婚；老二，也就是万斯的母亲，本来最有希望上大学，结果18岁时怀孕结婚，第二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离婚，然后陷入反复的“恋爱-分手”“结婚-离婚”，频率高的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一个伴侣。

最让万斯痛苦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当他开始喜欢上某一个爸爸时，他却无缘无故地消失不见。

“美国梦”也好景不长。1970年代末开始，当“城二代”们进入社会，美国已选择“脱实入虚”，放弃制造业而选择利润更高的金融和高科技产业。东北工业地区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工厂或倒闭或迁移，城市迅速衰败、社区凋敝、机器生满铁锈，因此被称为“铁锈地带”。

万斯的母亲跟很多“城二代”一样，生活得并不如意。更要命的是，她还继承了“乡巴佬”们的暴脾气，喜怒无常，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车飙到飞快，还扬言要和车里的万斯同归于尽。万斯吓得魂飞魄散，停车后逃走还被母亲疯狂追赶。后来母亲又染上毒瘾无法自拔，一次因为工作期间毒瘾发作而被辞退，失业后更加歇斯底里。

万斯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眼看着也要变成一个问题少年。母亲对此视而不见，因为整个城市一片颓唐，有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都已离开，剩下那些留守家庭，“他们不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从周围的社会得到人脉资源或社会支持”。

在米德尔敦市，公立高中有20%的学生在毕业前辍学，大多数人不会拿到大学毕业证，几乎没有人到外州念大学。所有人对自己，同时也对身边的人不抱什么期望。

幸运的是，万斯的外祖父母，给予了他物质和精神上的庇护和及时的支撑，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万斯后来上了大学、参了军、又上了耶鲁法学院，成为一名投资人和作家……但是，即便已跻身前排，他也在多年后明白，那些“乡巴佬”的群体基因，譬如“习得性无助感”（以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自己将来）、习惯性的逃避、愤世嫉俗、悲观怀疑等，将永远折磨着自己。

未来会变得更好吗？对那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未必。

“全世界的绝望和焦虑”

这是《乡下人的悲歌》一书的副标题。这个醒目的标题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美国是西方世界的灯塔，灯塔光鲜亮丽，可以照得很远，但往往自己脚下乌漆麻黑。不论现实生活、贫富差距，还是阶层、政治，抑或移民、种族问题，割裂日益严重，曾经风行世界的普世价值观，也日益面临内部挑战。

“乡巴佬”“红脖子”们日益愤怒，反精英主义抬头，造成了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特朗普更直接点燃了这种愤怒，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开始浮出水面，愈演愈烈。

与之对应的是，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时，国人的惊诧，继而大量抱怨声音出现。而与我们的惊诧莫名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主流社会十分淡定，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迟到20年的必然的事情。

早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就批评克林顿的中国政策，首次提出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改为“战略竞争”关系，到他当选，未及兑现就遇上“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得不转为对华合作。

此后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先是对华合作，一缓过劲来就转为遏制。直至特朗普上台，美国国政一旦稍微平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上这一板斧。随后的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无需上来就一顿批判这些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在传统全球化、精英视角看来，这些几乎与反智主义挂钩。

正如《乡下人的悲歌》所述，不论全球，还是美国内部，上述各种大分化和固化愈演愈烈。当美国梦不再激励人们，当精英越来越绅士、优良，而下层越来越暴躁、易怒，当“乡下人”们逃离了油锅却逃不过烈火，“悲歌”还在代际传承、看不到希望，沉默的大多数反身而出，便在所难免。

这种反抗又是全球性的。以往，美国还可以向全球转嫁发展成本，回血以支撑底层社会福利，随着全球各国的觉醒、实力的增强和反抗，美元潮汐收割日益困难，而一味“高科技+资本导向”又导致对大多数“乡下人”的价值的排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在欧洲，各国反移民、贸易争端等保护主义运动愈演愈烈，英、法等国还出现政治大转弯。比如法国近期的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势力大涨，结果群众也很懵。

他们因为对现实和主要政党不满，不知道怎么办，但又必须改变，结果选出来一个让自己都惊讶的非主流极右翼政党。

时代已变。种种迹象表明，二战以来，以全球化、精英主义为导向发展至今，全球的“乡下人”都面临共通的命运和抉择。简单批判和压制他们的声音无疑是片面而愚蠢的，主流社会、精英阶层需要重新倾听“乡下人”，并在推进发展的同时改良社会对话、流动和分配机制，才是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