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谈许戈辉，就不得不谈到一种静水深流的女性力量。

在交换信息之前，她习惯首先交换情绪，直到对话渐入佳境。许戈辉做了许多年采访，照理说，采访应该比聊天要更加规整、更加严谨，但在许戈辉身上，总有松弛感与温和感，她有着一种把对谈还原为畅聊、让采访回归“聊天态”的气质。

她很少强势地进攻。从2000年主持《名人面对面》开始到如今，许戈辉访问了上千个人物，横跨政界、演艺界、文化界以及小众领域、边缘群体。她始终克制地抛出问题，再穿针引线，“我不想难住对方，以此凸显自己有多么深刻的思考，因为我们在共同面对访谈”。

（图/受访者供图）

哪怕是在各方都伶牙俐齿的《圆桌派》，与窦文涛、陈鲁豫、马未都组聊天局，个顶个的快言快语，她也不争锋。她从谈话的空隙当中渗进去，适时地说事儿，或者只是听着，但从不让话掉在地上，几乎当了兜底的那个人，就像窦文涛在寒暄时抬手一指说的：“嘿，挺会接茬。”谈话当中，总得有许戈辉这么一个懂“听”的角色。

“三方舒服，观众、受访者、采访者，都被抚慰到”，这是许戈辉认为一场好访谈该做到的。当年美国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TigerWoods）只给了节目15分钟访问时间，她先简单几句来回，让双方有享受的可能，而没有高明地发问，以此自恃强大。人的话匣子一般在被关怀时会有所松动，“哎哟这个事儿我好像还没想过，你让我想想啊”，这样的反馈在她看来是好兆头。当对方开始反思时，她知道谈话正在往坦诚的方向走，两个人都不说套话了。

富有巧思的小礼物让老虎打开话匣。（图/受访者供图）

平等地聊天，某种程度上是许戈辉践行理想主义的方式。

2005年，她做了一档压根拉不到赞助的访谈节目——《戈辉梦工厂》，让受争议的自媒体红人、“草根”人物出镜，给予受访者表达的空间。她说：“我不想逼他们。这些人在社会上是‘另类’的，不断地被放在火上烤，社会早就把他们逼到墙角了。我只给一个呈现的机会，让他们讲讲到底怎么想的，经历了什么。”

对于“聊天”这件事，许戈辉从不装作自己是行家，她只是不卑不亢、有章有法地进行着。

早年间，她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预想着去外交部、经贸部上班，“总感觉那才是一条正路”。许戈辉谨慎地觉得，大学四年级去做主持人，只是浅尝辄止的某个事情罢了。

一个前辈干着急，对她说了句话：“打动人的力量不是谁都有，既然你具备这个天分，就可劲儿往前跑吧，电视台的影响力多广泛，为什么你总想跑到岔道上去？”干媒体的决定，是被这句反问激发起来的。1995年，没有任何关系、资源的许戈辉，和赵忠祥、倪萍一起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进入了那个谈论理想、呵护情怀的电视年代。

初出茅庐，又被人看好，没多久，许戈辉果断地加入了刚创立的凤凰卫视。她冒着小雨，凭一张单次往返的签证过关到香港红磡。宣传片子里，镜头扫过，她字字分明地念出凤凰卫视的立台方针之一，“要取向大众化”。那是1996年，为此，她常常从一堆厚实的观众来信当中，反省某次访谈的质量。

当然，她也有当场感知到对方情绪，甚至被采访对象“晾着”的时候。比如多年以前，她采访了瑞典乒乓球手简-诺瓦·瓦尔德内尔（Jan-OveWaldner），中国球迷常以亲切的口吻叫他“老瓦”。

只是，老瓦出乎意料地腼腆，话说得很短、很少，“还没有热起来，处在一种很生硬的状态里”。她试图开玩笑似的轻微挑衅，抛个小问题，借此解开束缚：“你在赛场上可以‘杀’出这么多刁钻的、有攻击性的球，为什么到了采访的时候，你不仅不进攻，反而还有点想逃的感觉呢？”话一落地，瓦尔德内尔喃喃地回几句瑞典语，立即站起身，走出采访间。

包括许戈辉在内的工作人员，都面面相觑，愣住了。他没有接这个玩笑。

这是一次差点中断了的录制。她意识到，文化上的、成长中的、习惯上的不一致，使这句玩笑也许有了冒犯的意味。她只能上前，向对方做出一番补充解释。在她诚意地剖白之后，瓦尔德内尔往回走，羞怯地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肚子有点不舒服”。试探终究奏效了，许戈辉知道，场子就此开始温热起来。

贝克汉姆表达能力不输脚法。（图/受访者供图）

第一时间冲到越南专访米卢。（图/受访者供图）

整个职业生涯中，她不信奉太僵硬的、苛刻的标准，也从没框定过最后一次访谈会是什么形式。对于“怎么结束”这个问题，她以今年的一个体悟作答。某天去寻找梵高墓碑时，她在一大堆丛丛簇簇的名字中，瞥见了“VINCENTVANGOGH”，“特别不起眼，平平静静地和一群人葬着，没有任何的凸显。我不禁思考，人在永别时是否必须要有一个瞩目的记号”。

20多年访谈，不是为了征服而发问，而是公平地聊天，对许戈辉来说，已经足以构成耐人寻味的句号。

TA聊

《新周刊》：《名人面对面》的嘉宾大多是处于风口浪尖的人物，当你想问比较尖锐的问题时，会怎么做？你有技巧吗？

许戈辉：我挺抵触技巧这件事的，所以也没总结过。而且，问出尖锐的问题从来不是我的目的，大家可能觉得我是挺温和的人，早年刚开始做访谈节目时，我确实也为此困扰过。

有个前辈告诉我，要知道，所有坐在受访者位置上的人，内心都处于弱势的地位，采访者是更强势的那个人。我已经坐在这个位子上了，还非得尖锐地把对方逼到墙角里，没有必要。

只有面对强权的时候，我才会让内心更坚定、强大一点，挑战对方。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刻意地问尖锐问题，但是，最好让对方觉得有启发，而且愿意进行深度思考，我通常是这样提问。

（图/受访者供图）

《新周刊》：你采访窦唯时，聊到了1994年的演唱会。他对这次演出的感受不太好，也产生了不愉快的揣测。你紧接着提出疑问，这时会不会担心采访被对方中断？

许戈辉：中断也是一种呈现，但绝大多数嘉宾会保持礼貌，只有极少数嘉宾的性格是不愿意去敷衍和配合。

窦唯的那次采访，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可贵，他是一个多“社恐”的人啊，基本是被逼着接受采访。当时，经纪人的考量是得给他安排不会带来更多伤害的媒体，采访要有深度，但同时善意、安全。所以我给出的承诺是，你不能阻止我问我想问的，但是你有充分的权利去决定回答或不回答、怎么回答。

许戈辉与甄子丹对话。（图/受访者供图）

《新周刊》：你有没有几乎做不下去的采访呢？

许戈辉：我能想起来的是傅聪先生的那次。那是2001年，他去国多年，回来做演出，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堂，也是经纪人安排的采访，我想他一定是不想受访的。

当时是深秋，开始访谈之前，需要调光、别话筒，他已经非常不耐烦，把话筒“噌”地拽下来，说：“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放在我身上？”摄像大哥愣了，话筒拿在手里，僵在那儿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能上去跟傅聪先生解释：“您看，做演出的时候，音乐厅有它自己特殊的构造，我们也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不同的技术操作，对吗？”傅聪先生也是服理的，拿职业来给他做比较、解释就没事了。不过这么一弄，人已经绷起来了，我能感受到他态度上的不友好。

后来，我想这也是傅聪先生性格的一部分。他不愿意妥协，不想敷衍和将就，他本身就“痛恨”媒体，可我还得硬着头皮采访，真是紧张。

《新周刊》：这种时候要逆转局面，挺不容易的。

许戈辉：所以我们谈话的前15分钟挺僵的，我一问，他一答，我还在期待他讲更多，但他没有话了。只要有5秒钟、10秒钟的停顿，空气就会凝固，所以我得赶紧抛出下一个问题，生怕冷场。结果追得紧一点，发现他还没有说完，两个人语言上又发生了冲撞。这个节奏始终既不松弛，也不流畅，我也怕他不耐烦了，心里一直处于特别焦虑的状态。

好在，我事先跟他的老同学聊了好长时间，于是就问他：“你想听听他们对你的评价吗？”他说：“想啊，他们怎么说？”我就回答：“傅聪这个人，没有其他的表达渠道，只有音乐，让他快乐也让他痛苦，因为傅聪没有别的出口。”这句话触动他了。找老同学这个事，可能证明了我是认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媒体。

一旦打开了口子，天哪，他不像之前那么蛮横、冷漠了，还挺火热的。他开始沉浸，身体会摇晃，手势也多。摄像大哥后来偷偷跟我说，都快抓不住他了，一下脑袋出镜了，一下手又挥舞了。

这期节目成片不错，在一个如此挫败的开场之后，有了特别好的结局。

《新周刊》：收视率和价值有时会产生冲突，你觉得偶尔采访冷门的嘉宾，也是有必要的吗？

许戈辉：在收视率和价值之间，我们一直更倾向价值。老板本身是有媒体情怀的人，他也听之任之，在选题上给了特别大的自由度。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选题。《名人面对面》的收视率一直不是最高的，但比较好的是，它逐渐筛选出一批我们希望影响到的观众。

我必须说，那个时候，我的确走过一段很理想主义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