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三年（956），时为后周殿前都虞候的赵匡胤在滁州擒获南唐大将皇甫晖，赢得了清流关之战的胜利。北宋庆历六年（1046），时为滁州刺史的欧阳修“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却发现“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九《丰乐亭记》，第575页）皇祐中，宋仁宗应滁州通判王靖所请“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大庆寺殿名曰端命，以奉太祖”将清流关之战追认为宋太祖的受命之端。这位被赵匡胤擒获成为其功劳簿上功绩的皇甫晖何许人也？这场被宋朝宣传为“受命之端”的战争其历史实际究竟如何？
赵匡胤
同光朝的搅局者：皇甫晖与邺城兵乱
皇甫晖原本是唐末魏博牙军的一员，后唐庄宗入魏后以魏博牙军“银枪効节为亲军”，并在之后的灭梁战争中“以银枪突入梁军阵中，斩击十余里”，可见魏博牙军颇受庄宗的信任。然而在同光末年，当时后唐庄宗已失政刘皇后用事，擅杀重臣郭崇韬人情不安天下离心。同时调发牙军北戍瓦桥关“逾年代归至贝州，以邺都空虚，恐兵至为变，敕留屯贝州”这使得久戍边地的军队“去家咫尺，不得相见”。（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第157-161页）加之魏博连绵不断的洪水与地震，使得“每日族谈巷语云：城将乱矣！人人恐悚，皆不自安”这种恐慌与焦虑的情绪正是叛乱滋生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庄宗派遣驻扎在魏州的武德使史彦琼夜半出城而去，一时间流言四起云“刘皇后以继岌死于蜀，已行弑逆，帝已晏驾，故急征彦琼”皇甫晖就在此时发动了叛乱。
《旧五代史·庄宗纪》记载皇甫晖叛乱的导火索是“军士皇甫晖等因夜聚蒱博不胜，遂作乱”与《通鉴》的记载一致，二者应该出自同一史源。然而这一解释却存在罅隙，如果皇甫晖仅是一名军士并因为一时兴起作乱，很难快速控制都将杨仁晸。《新五代史》则记载皇甫晖“乃与其徒谋为乱”，似更为妥帖。皇甫晖很可能是魏博牙兵中的中下层军校，以“夜博不胜”为由发动有预谋的军事叛乱，这才快速劫持了其都将杨仁晸。皇甫晖在发动叛乱后显然成为主导者，他不仅先后杀死不愿起兵的杨仁晸与军中小校，并且将准备逾墙而走的银枪校节指挥使赵在礼拽落而下，将杨仁晸与军中小校的人头扔在赵在礼脚下，胁迫他起兵叛乱。
随着皇甫晖引起的叛乱不断扩张，庄宗派元行钦前往邺都平乱。元行钦本来是幽州节度使刘守光的爱将，后为明宗所获养以为子，庄宗则强夺之并且赐名李绍琛。元行钦在进攻到邺都南门下时，以诏书诏谕城中与赵在礼一唱一和试图通过诏书赦免牙军的叛乱之罪从而稳定人心。作为叛乱的首倡者，皇甫晖自然知道他是无法被赦免的，因此他聚众撕毁庄宗的诏书将赵在礼真正拉入叛军的队伍中。庄宗在得到消息后决定平定叛乱之后“勿遗噍类”无论军将一律处死，这反而达成了皇甫晖的预想目标。
在元行钦无法平定叛乱的情况下，庄宗派遣曾经担任蕃汉马步总管的李嗣源前去平乱。一方面，庄宗对李嗣源十分猜忌，在同光三年（925）时，唐庄宗就以李嗣源私自调集铠甲责备他说：“军政在吾，安得为子奏请！吾之细铠，不奉诏旨强取，其意何也。”另一方面，迫于形势庄宗不得不寄希望于李嗣源平定魏州的叛乱。然而在李嗣源到达魏州后，形势却急转直下，跟从其前往平乱的士兵也发生了叛乱，甚至与李嗣源的亲军发生了近距离的肉搏战。城外乱军的组织者张破败想要胁迫李嗣源称帝，从而获得拥立之功。李嗣源虽然一直都有称帝的野心，但是城外的军队此时几乎失去控制甚至“乱兵拔白刃环之”，能否真心拥立尚且未知，即便李嗣源答应了这些乱军的拥立之请，这些已经犯上作乱的士兵能否接受指挥恐怕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在这种窘迫的形势下，李嗣源决定入邺都与赵在礼、皇甫晖等人进行合作。
此时，城外作乱的士兵想要与城内的叛军合军，然而皇甫晖却将城外作乱者的首领张破败斩杀，这实际上是向李嗣源抛出了橄榄枝。至于李嗣源入城后与赵在礼的对话，其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可以推断李嗣源入城之后与皇甫晖、赵在礼等人达成了约定：皇甫晖、赵在礼等人率领城中军队效忠于李嗣源，作为回报，李嗣源不再追究牙军引起的叛乱，这对双方而言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然而这一暂时的结盟还存在着裂痕，皇甫晖等人对于霍彦威十分忌惮，“皇甫晖等尤忌彦威，欲杀之，彦威机辩开说，竟免。”
李嗣源等人出城之后获得了城内牙兵的支持，同时又招揽流散的士兵，最终完成将庄宗取而代之的目标。明宗即位后旋即对庄宗时期遗留下的军事问题进行整顿与处理，为了显示对拥立功臣的封赏，明宗给赵在礼授予节镇。与赵在礼形成对比，皇甫晖在后唐时“终唐世常为刺史”，（《新五代史》卷四十九《杂传第三十七·皇甫晖》，第556页）处于被控制使用的状态。而跟随皇甫晖、赵在礼起兵在魏州牙兵则在天成二年（927）因卢台军乱被屠杀殆尽，“敕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敕至邺都，阖九指挥之门，驱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窰，悉斩之，永济渠为之变赤。”（《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五《后唐纪四》明宗天成二年三月条，第9004页）可见同光时期的邺城军乱，无论是发起者皇甫晖还是主要参与者牙军，都成为了明宗夺取帝位的牺牲品。
皇甫晖与清流关之战前后
天福十二年（947）契丹灭后晋，耶律德光入主汴京，在此之前赵在礼已经“以衣带就马枥自绞而卒”，（《旧五代史》卷九十《晋书十六·赵在礼传》，第1179页）皇甫晖则选择南渡南唐。皇甫晖在南渡之后得到了南唐李璟的优待，“及至金陵，礼遇甚厚，伪署为歙州刺史，后迁伪奉化军节度使”，马令《南唐书》则载“以皇甫晖为神卫军都虞候”，很有可能皇甫晖以神卫军都虞候之职带歙州刺史这一赏郡。皇甫晖在南渡到南唐后被委以重任。
南唐保大七年（949），作为南唐神卫都虞候的皇甫晖率领万余人前往淮北招徕地方武装势力为南唐所用，皇甫晖的这次行动虽然招募了部分地方性的镇将，但是并未形成完整的沿江防御体系。皇甫晖在南唐之后的仕途则颇为顺利，保大十一年（953）东林寺题记中所记载皇甫晖的官衔为“奉化军节度、江州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尉、使持节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骁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定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皇甫晖”。皇甫晖在南唐不仅担任奉化军节度使，而且获得了检校太尉这一高等级检校官与爵位，这是他在后唐与后晋朝廷中无法获得的官衔。
随着后周建立，中原政权对南方政权开始发动统一战争。显德二年（955）十一月开始，柴荣调集重兵，分两路进攻南唐淮河中部的怀远涡口一线和西部重要的淮滨防御枢纽寿州，南唐则分别派两路军队进行迎击。在南唐的防御体系中，皇甫晖此时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率领三万军队与姚凤镇守淮河中游一线，与寿州一线的守将刘彦贞遥相呼应。然而刘彦贞“素骄贵，无才略，不习兵”，被李重进所斩杀。寿州失守后皇甫晖、姚凤退保清流关，以清流关—滁州一线作为防御周军东进金陵的屏障。后周在取得寿州之战的胜利后乘胜追击，直逼滁州，清流关就此成为两军的决战之所。
有关清流关之战的记载，《通鉴》《旧五代史》较为可靠，宋代的各种私家小说《默记》《国老谈苑》则加入许多传奇的细节如宋太祖于村中访得赵普等，学者已经对此有所辨析。（郑世刚：《〈默记〉中有关“滁州之战”记载的辨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85-87页）但《通鉴》的记载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其说这是清流关之战的记录，不如说是宋太祖单骑挑战皇甫晖的传记。（五代时期单挑对决在战争中颇为流行，《通鉴》中的这条材料很有可能是为了彰显宋太祖的武略高强，参见赵雨乐：《唐五代战将单挑骑斗的风格》收入氏著《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第183-207页）邵晋涵在《旧五代史考异》中也对清流关南唐的兵力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国老谈苑》中所载南唐军队十五万显然是夸张之词。此外，学者结合后周征伐南唐的其他战役兵力记载对清流关之战中实际参战兵力进行了考证，认可《旧五代史》中一万五千人的记载。（顾吉辰：《清流关兵数考证》，《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第79-80页）
那么皇甫晖究竟是被擒获还是斩杀？在《国老谈苑》记载中，斩杀皇甫晖后“环滁僧寺皆鸣钟而应之”一事是在南宋绍兴时才由郡守上报，遍检北宋时期形成的史料并未有所记载，同样是形成于南宋时期的《挥麈录后录》也记载是赵匡胤擒获皇甫晖。综合以上材料，较早形成的史料文本《通鉴》《旧五代史》中所记载赵匡胤擒获皇甫晖较为可靠，而《国老谈苑》中的记载则是多种材料叠加的产物。
受命之端：清流关之战的记忆与书写
清流关之战胜利后，南唐失去了西部的防御屏障，后周军队沿着淮河对南唐的首都形成包围之势，换而言之，这场征伐淮南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完全落入后周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南唐紧急派遣使向后周求和，谟等因面奏云：“臣大国主愿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隶于大朝，仍岁贡百万之数以助军用，请罢攻讨。”（《册府元龟》卷第一百六十七《帝王部·招怀第五》，第1861页）《册府元龟》中的这一记载是以编年形式记录清流关之战的影响，并且与《旧五代史·李景传》内容一致，二者应该是出自同一史源——《周世宗实录》。在《周世宗实录》中，清流关之战的胜利使得南唐纳土称臣，但是并未有关清流关之战的细节以及所谓“受命之战”的史料。如上文所揭，在北宋修纂的《资治通鉴》中清流关之战的记载充满了宋太祖的英武与智谋，这一文本虽然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但并未将清流关之战与北宋的受命联系到一起。将二者联系到一起则是欧阳修的《丰乐亭记》：
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九《丰乐亭记》，第575-576页）
按庆历丙戌为庆历六年（1046）此时欧阳修担任滁州刺史，他在滁州刺史任上不仅留下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也留下了相对不受关注的《丰乐亭记》。欧阳修的这篇游记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色彩，他通过滁州的今昔对比使同游的百姓“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这也丰乐亭的名称由来。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在回忆滁州在五代时是“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并且亲自探访清流关之战中擒获皇甫晖与姚凤的场所，结果因为“遗老尽矣”并未有所收获。紧接着，欧阳修提出为什么过了不到百年曾经的战争记忆就逐渐消散并被遗忘的核心原因——天下之平久矣，这是因为宋朝统一了分裂的天下，这种太平的生活太久使得有关战争的记忆逐渐陌生化。欧阳修进而认为这种太平的到来是因为“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至此，清流关之战与宋朝的受命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将清流关之战与宋朝的受命联系在一起，但是《丰乐亭记》毕竟是欧阳修的个人表达，很难代表宋朝官方的态度。皇佑五年（1053），由滁州通判王靖上言请在滁州立端命殿，使滁州的地方性记忆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王靖在上言时并非仅提及太祖在滁州的功绩，而是将太祖、太祖、真宗三圣的功绩都有提及，并且建议在三地立庙。宋仁宗不仅同意了他的上言并且“写三圣御容”，以宰相庞籍为奉安使，以非常高的政治规格安放三圣御容。（关于宋代御容与政治的研究，参见黄博：《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5-62页）仁宗之后还宣谕为供奉三圣的御容殿亲自命名。
上文中提到的《默记》与《挥麈后录》都是仁宗朝之后形成的文本，在《默记》的叙事中还加入了各种描述宋太祖神武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默记》先是描写皇甫晖的神勇，然后再借皇甫晖之口说出“乃天赞赵某，岂臣所能及”，体现出天命归宋的政治合法性。而《挥麈后录》则在开头就提出清流关之战是“本朝建国之根本”，甚至认为滁州就是宋朝天命起源的“咸、镐、丰、沛”等创业之基。在这种将清流关之战视为是宋朝的“受命之端”叙事中，战争中的参战兵力与战争过程被夸张与虚构，从而涂抹上了各种传奇的色彩。
谁擒获了皇甫晖？
在宋代以降的文献记载中，尽管对清流关之战的兵力、战争经过存在差异，但是均认为是宋太祖擒获了皇甫晖。这一看似无懈可击的结论在清代出现的一方神道碑拓片质疑下出现了松动：
右匡国军节度使赠太尉白延遇碑。瞿婿中溶于玄妙观市买得之。碑凡卅七行，行七十五字。首题：“大周故推诚奉义翊戴功臣、匡国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傅、使持节同州诸军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尉白公神道碑铭。将仕郎、守右拾遗臣杨徽之奉勅撰。翰林待诏、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何光瀚书。”（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一《后周·贞·匡国军节度使赠太尉白延遇碑》，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253-254页）
这是钱大昕女婿瞿中溶在玄妙观市场中买到的《白延遇神道碑》拓片，钱大昕在阅读拓片时为此碑作跋，收入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钱氏的按语讲“史不为立传，故撮其历官本末，以裨史氏之阙”，检《新五代史》中的确并未为白延遇立传，然而在《旧五代史》中却有白延遇传，钱大昕这里应该是检索了《新五代史》后得出的结论。钱大昕认为“碑为徽之奉勅撰述，当必不误。徽之仕周，官右拾遗，与宋史本传合”，这证明了这则碑文的可靠性。事实上，《旧五代史·白延遇传》中白延遇的任官经历也可以与此碑中的官职相互印证。
将《白延遇传》与《匡国军节度使赠太尉白延遇碑》中白延遇的任官经历进行比较，二者涉及白延遇自后晋至后周的任官经历记载一致，碑文在除了记载白延遇的职位外还记载了其检校官的迁转与爵位的进封，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至此，这方碑文拓片的真实性应该可以确信。而此拓片中记载皇甫晖被白延遇擒获的文字“率众先登，生擒以献。朝廷嘉赏，功实居先”则为我们提供了清流关之战的另一种可能：白延遇擒获了皇甫晖而宋太祖将此功归为自己。《旧五代史·白延遇传》记载白延遇在显德三年“帅其所部与韩令坤先入扬州，军声甚振，前后败淮贼万余众”。（《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周书十五·白延遇传》，第1635页）上文考证清流关之战中皇甫晖率领的南唐军队为一万五千人，这是不是《旧五代史》为今人破解清流关之战留下的关窍，抑或是研究者的过度解读，限于史料的原因则未可尽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