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州，有一位诗人，以“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的诗句，高度评价了苏轼对惠州的历史性贡献，他就是晚清岭南著名的才子、孝子江逢辰。
江逢辰像。严艺超翻拍
江逢辰（1859-1900），字孝通，一字密庵，号雨人，又号孤桐，归善县城（今惠城区桥东）人。其曾祖江鹏翥曾任合浦县训导，祖父江汝为是廪贡生。父亲江鸣鹤，虽为秀才，却颇负文名，悬挂于东坡祠的那副有名的楹联：“明月皓无边，安排铁板铜琶，我亦唱大江东去；春风睡正美，迢递珠崖儋耳，谁更怜孤鹤南飞。”就出自他的手笔。
生于书香门第的江逢辰，自幼庭训甚严，其中也包括了严格的书法训练。他在《西堂先生手书书谱见贻即集谱字为长句走谢》诗中回忆说：“吾宗先生当少年，轻挥柔翰书妙妍，方寸小楷日十千，真实本领追宜官。”宜官，指后汉书法家师宜官。又说：“过庭论书信美妙，羲献钟张推领要。执使转用详指归，短长浅深安可违。”可见他少年时期的书法学习是颇为系统也非常刻苦的，既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又辅之以必要的理论修养和思想启蒙。“年才弱冠”的他，已懂得“柔媚固知不足道，骨气所在挹余烈”“是知笔正先正心，神明在人无古今”（引同上），明白要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和学养胸襟，是学好书法的重要前提。
古人习书，既是实用需要，又可以藉之以陶冶性情，提高审美品位，丰富自身的文化光谱。对于他们来说，有无“书法家”的头衔并不重要，穷经通史，登科及第，光耀门楣，报效国家，才是志存高远者的人生理想。正如江逢辰在《自述》诗所言：“忆年未弱冠，著书动盈尺。慷慨数人才，不觉天地窄。狂歌每千首，饮酒至一石。自维伟男子，岂有老山泽。”踌躇满志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走进了惠州最高学府丰湖书院，得到书院山长梁鼎芬的赏识。梁鼎芬尝赞叹：“归善江生逢辰执业甚恭，考其行文，佳士也！”为此，梁鼎芬还特地相赠一诗云：“水木清深讲舍开，得人胜获百琼瑰。义犹兄弟真投分，行尽江山见此才。”字里行间充满了“得人”的喜悦。此后，梁鼎芬调长端溪书院和广雅书院，江逢辰都追随其后，是有名的“丰湖十子”之一。后来江逢辰成为张之洞的幕僚，并得到张之洞的器重，也是梁鼎芬居间引荐的结果。可以说，江逢辰的一生，受梁鼎芬的影响最深。
入读广雅书院一年后，亦即光绪十五年（1889），江逢辰乡试中举；又三年，中进士。有人建议他暗通关节以谋一优差，他却谨遵师训，不屑行贿买官，结果只获授“以主事分户部山西司行走”，是个坐冷板凳的穷京官，但他并不后悔。后又一度“充会试弥封官（即负责将考卷糊名以防作弊），掌粤册，有赍三千金谒者，拒不应。其忠亮清节，缘是益贫”（《江君墓碣》）。吏治腐败，好官益贫，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哀，毋宁说是国家的不幸，致令江逢辰心胸“伊郁而恒不自解”。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甲午事起，显官奔徙”，江逢辰“独居职，终日忧愤，咯血盈斗”（同上）。“空传丞相纡筹策，未见匈奴断右肱”（《悲愤》），江逢辰为此愤怒地谴责李鸿章庸懦误国。次年三月，《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向日本割地赔款，他闻之“热泪迸落”“持筹叹息”，说是“自惭无学救时艰，短气吞声徒抑塞。愿执犁锄耕畎亩，归去来兮白水侧”（《倦窝图歌》）。
就这样，“莅官甚暂”的江逢辰满怀忧愤乞假南归。梁启超与江逢辰是广雅书院的同学，交谊甚笃，为此他作了《蝶恋花·春尽感事送归者》三阕赠别，首句即云：“刻意留春春不住，杜宇声声，抵死催人去。絮影迷漫芳草渡，天涯那是春归路？”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知心挚友的惜别之情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迷茫忧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喋血京都。江逢辰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等维新派领袖意气相投，过从甚密，有被株连的危险。在朋友规劝下，他避地广东赤溪厅(今江门台山赤溪镇)，受聘主讲遵义书院。据民国《赤溪县志》记载：江逢辰将所携数百卷经史诸书分给学生研诵，让他们“立日程册记所获者，月檄核焉”。自是“县人稍知穷经嗜古，士风为之一变”。复喜游览，稍有馀暇，辄流连忘返于员山、珠华山、跃龙潭等地，惬意处则留题刻。珠华山上江逢辰所书的《珠华山吸霞台记》石刻，及“吸霞台”石壁上字径约60公分的“吸霞”二个大字，至今已成众多游客慕名打卡的一方名胜。
江逢辰在赤溪没多久，便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而匆匆返惠，居家侍奉母亲，“汤药跪煎”，事必躬亲。不久母丧，哀悲更甚，“蔬食益颓，冬不裘、夏不帐、哭无时、夜不睡”，庐墓守孝三年，终致病不治而卒。忧愤的诗人，就这样匆匆走完了只有四十一个年头的短暂人生。张之洞曾作《登凌霄阁》诗慨然叹曰：“江山雪霁好画本，可惜江生今南还。”这固然可见张之洞对江逢辰才艺的欣赏，而他对于“孝通之才不能应世而用”的惋惜，也已隐然见于言外了。
江逢辰是晚清惠州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书画家，寿命虽促却著作甚丰，后人所辑《江孝通遗集》，除诗17卷共1100首外，尚有《华鬘词》和《孤桐词》2卷，共收词209阕。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苏粉，不但诗学苏轼，“清深之思，半参玉局”，而且还像东坡追和陶渊明诗一样，将东坡寓惠之诗追和殆遍。江逢辰的广雅同窗、翰林桂坫说江逢辰“自以生惠州，为东坡旧游地，读其遗书，沈然思与之为归。已历长江，益交天下名士，志气舒发，诗境一变，卓然树岭南一帜矣。”同乡挚友、进士李绮青则指江逢辰“为诗初效唐贤，晚规宋格。自游广雅，再客武昌，师友得证渊源，江山益加神助。故能敷辞绵丽，持律精严”（《江孝通遗集序》）。词则“于宋人白石、碧山为近”（王运鹏语）。“清婉绝俗，情韵兼胜”（桂坫评语）与李绮青的《听风听水词》《草间词》，双星互映，辉耀岭南。
麦华三论岭南书风时尝言：“吾粤书家向重个性发展，初与古人合，次与古人离……与中原之格守师法迥异。”江逢辰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自述》诗中说：“开卷辄心喜，下笔肆刻画。自写真性情，文字谈耻格。”充满了崇尚风骨，张扬个性、表现真我的艺术精神。他少年习书，多取法“羲、献、钟、张”诸家，“方寸小楷日十千”，颇有晋人风韵。稍后出晋入魏，书风渐变。陈融说他“书学北魏”，陈永正指其受同乡邓承修影响，“尊尚魏碑，方圆并用，以生求新”，马国权评江逢辰书法“挺劲自然，妙于结构，看似未尽精熟，但却因其生涩而别具一种奇姿谲采”。正是看到了这种变化的事实。“以生求新”，固然见出他的审美取向；深一层看，实亦时代风气使然，是晚清大变局中广东书家突破思想禁锢、追求社会变革的集体呼声在艺术领域中的积极回应。
江逢辰亦精金石篆隶，工绘事，所画山水，萧疏简远有宋人韵味，然其画“岁不一作，酒酣适意时偶为之。”（江逢辰外甥刘镜湖语）。相传有一位街坊，浑名“小刀就”，上门求字，江逢辰欣然为之撰书一联：“锋芒犀利鱼肠剑，文采风流犊鼻裈。”上联用“专诸刺王僚”事隐喻“小刀”；下联则用司马相如卖酒穿牛头裤当跑堂的典故，大概这“小刀就”的职业，也是酒楼里跑堂的伙计。又传有个豪绅向他索画，态度傲慢，被江逢辰拒绝，不料这豪绅转而托请江逢辰的岳父出面说情。江逢辰贯来孝顺，老丈人的面子他不能不给，最后画了幅《石蟹图》交卷：只见画中矗立一块巨石，石底下有一只孱弱的螃蟹挣扎着从草丛中爬出，读之不由使人想起坊间“大石压死蟹”的俗谚——他到底忍不住要发泄一下心中的闷气。江逢辰的挚友梁志文说江逢辰“与人惟恐伤人，遇倨者，必气凌其上”，以上这两件小事，便是最好的例证。江逢辰善饮，亦好饮，饮汾酒以斤计，不少佳作多写于酒酣适意之时，故有“酒龙诗虎”之称。惠州晚清秀才冯重熙先生在《惠湖小丛书》中说到江逢辰“事母至孝”时，特举一例说：江逢辰“本嗜杯中物，饮汾酒以斤计。素善书，其书法润例略云‘纸无论大小长短，以酒为差’，癖嗜可见。母以致病为虑，戒之，则如命。”还特别写了一个戒酒小牌挂在襟头，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小事可以见大节，梁启超称誉江逢辰为“吾乡畸人”，即志行独特，不同流俗的人，确非虚誉。
（吴定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