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有多远”，这是永远师兄的QQ昵称。尽管已经多年未再使用QQ，但我依然能够清晰记得这个昵称。万万没想到，“永远有多远？”这个师兄的疑问似乎在几天前有了一个沉重的答案：师兄于8月9日在异国他乡的海东去世，年仅37岁。
8月1日中午，我从韩国的朋友那里得知永远师兄前一天突然晕倒住院的消息。几经核实，得知他前一天因脑出血晕倒后已经接受过两次手术，但仍未苏醒，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在小范围内通知了师兄的师友，特别是在韩国的同门师姐以及他原来留学期间的室友，而自己能做的也就是每天在国内焦急等待韩国传来的消息，期间也曾和其他老师一起协助他的家人办理前往韩国的手续。
尽管我在8月1日当天就听说永远师兄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但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仍然每天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希望他能醒来，同时也不由自主回忆起与师兄共度的点滴时光。
时间回到十几年前，我初次结识永远师兄的时候。在正式成为同门之前，我们的硕导就向我介绍了永远，从老师的赞誉中可以判断，他是老师的得意弟子，羡慕之意油然而生。和他进一步交流后，我越发认同老师的评价。从那时起，师兄对我这位还未入门的师弟关怀备至，既有对我获得硕士推荐免试资格的祝贺，也有对我未来学习规划的指引。我对他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在校期间，我和永远师兄并没有太多的课程交集。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我专注于韩国高丽史，而他则投身于韩国近现代史——存在明显的差异，还因为他早在硕士第一学年便修完大部分必修课程，并在第二学年作为交换生前往韩国庆熙大学深造。不过我还是有幸和他一同上过张广智老师开设的《西方史学史》课程。尽管他在课堂上主动发言的次数不多，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思维的敏锐和视野的开阔。另一幕令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源自复旦韩国研究中心石源华老师开设的外交专题课程。我本人并未选修该课，但据一位和师兄一起上课的同学转述，石老师多次在课上表扬他，认为他已经具备了博士生应有的学术水平。此外，还有一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在他硕士毕业典礼举行之时，我恰好在路上遇见他用自行车推着一大捆书籍前往图书馆。我想，对他而言，毕业典礼等外在的、形式性的东西可能并不重要。
我在硕士期间也曾赴韩学习，当时已在高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永远师兄在我抵达韩国前就帮我挑选了合适的住所，抵达之后又陪同我去办理手机业务、购买生活用品等，最后还热情地请我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得益于师兄的帮助，我很快就适应了在韩国的生活和学习节奏。完成硕士学业之后，我也进入高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他的同系后辈。那时他已修完规定课程正在撰写学位论文，而且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同分别跟随不同的导师。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常能从不同研究方向的韩国师生口中听到关于师兄的诸多好评。有人甚至笑称他为“天才”。经过五年半的努力奋斗，师兄最终成功取得了博士学位。与硕士毕业时不同的是，这一次师兄“竟然”参加了毕业典礼。原来，这次他有“不得已”的理由——他因成绩优异荣获“高丽大学校长奖”，作为本校“一般大学院”众多院系中包括韩国人在内的所有同期博士毕业生的唯一代表，登台接受了校长亲自授予的学位证书。这份荣誉是对他出色表现的认可。
在完成博士学业后，我也有幸入职师兄所在的学校，从师弟、后辈的身份转变为他的同事。尽管我们在不同的学系工作，但还是对他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取得的成就时有耳闻。他在入职不久后便迅速晋升为副教授，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的能力与努力，在不同的场合下，我听到过来自他的系主任及其他同事的高度评价。我所在的学系也有几位老师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突然离世的消息传出当天，他们都表达了深深的惋惜。他的众多学生也通过不同途径表达了对他的怀念与哀思。有一位不一定上过他课程的韩国留学生，在看到讣告后立刻打电话给我，在哽咽中询问有关情况，并表达了想要参加葬礼送他最后一程的愿望。
以上简要回顾了我在不同阶段对永远师兄的种种“侧面”印象。在我看来，师兄在学术圈内外所展现出的专业素养和个人魅力，都做到了德才兼备。无论是师友、同事、学生，还是那些仅与他有过短暂交集，甚至只闻其名的人，无不为他深深打动。
永远师兄在不同阶段的学习中都表现出色，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在硕博阶段申请到欧美的名校。然而，他却选择了韩国，一个并不以教育强国著称的国家，专注于相对小众的韩国史研究，这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学术兴趣。他对未来有着清晰的目标，并为此默默努力。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他在本科阶段便辅修了韩语，之后在硕士阶段赴韩国进修，在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时他还考取了韩语教学相关的资格证。这些努力成为他后来能够进入韩语系任教并开设多门韩语课程的重要基础。他从本科阶段开始就在北大的《韩国学论文集》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进入硕士阶段后，除了在内地期刊登载论文，还成功拓展至台湾和韩国的专业刊物；到了博士阶段直至步入职场，他已经在相关学术领域崭露头角，担任过《中医典籍与文化》学术辑刊的特约主编等学术兼职，并主持或参与了多项重要的学术项目。8月10日在韩国举行的火化仪式上，韩国医学史领域的诸多知名学者亲临现场为他送行。也许他的论文数量可能不是同龄人中最多的，但相比篇数等可量化的成果，他对问题的独特洞察力、宽广的研究视野以及深厚的理论修养等难以量化的才能，或许是更值得人们赞赏与敬佩的。
永远师兄出身普通家庭，甚至可以说贫寒，遑论所谓家学渊源。他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与生俱来的天赋，更源自于他那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精神。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对其执着的态度表示钦佩。
在他撰写文章期间，安排聚餐往往不太容易。这还曾经引起过一个小误会：我们的硕导曾向一位在韩中国留学生介绍了师兄，希望能促进他们在韩国的交流。后来这位学生询问师兄何时有空见面，师兄回复说未来一个月都很忙。后来我特意拿这件事开他玩笑，并了解到他当时那样回复是因为博士课业繁重，正在准备课程发表的内容（他一向认真对待每一门课），而且对方联系他也并非出于紧急情况。据我对师兄的了解，如果对方确有急事，即使再忙他也会停下来处理的。关于类似的聚餐情况，他留学期间的室友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提到过。2019年他参加博士毕业典礼时，我和当时其他同系的中国留学生都去给他祝贺。当天他请我们所有人吃饭，我原本打算在他离开韩国之前回请他一顿，算是为他饯行，可惜他当时实在太忙，一直未能安排。我想为他送行，但他不想麻烦我，最后我只能在他回国当天去他的住处陪他走到马路，并目送他坐上前往机场的车辆。也正是因为他当时以及这次在韩国的访学都过于忙碌，一位韩国长辈为祝贺他博士毕业而给他专门雕刻的印章至今还未送到他手中，只可惜今后也不可能了。
虽然十几年来我和师兄几乎都在同一地方学习、工作（我们各自的办公室就在同一栋楼的上下层），但或许正因为距离太近，实际上我们线下的互动并不算太多（当然我们通过微信、电话的联系从未间断）。除非在食堂偶遇，否则聚餐通常只在重要的日子里才会进行。平时我们更多的是在路上看到彼此忙碌的身影，相视一笑。
师兄在生活上十分简朴，直到工作以后在穿着上才稍有改变，因此还得到过同门师姐的特意夸奖。我没听他说过有什么兴趣爱好，更不曾见过他专门去哪里旅游。我所知的唯一一次是他在博士毕业典礼前到首尔以外的韩国地方玩了几天，那时他难得地分享了旅行途中的照片，这距离他上次发布朋友圈已经有好多年了。而在今年3月份开始的这次韩国访学中，前几个月他也都一直专注于科研工作，直到访学快要结束的最近才和朋友计划去他之前留学了好几年或许都还没有去过的济州岛，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发生了意外。
认识他这么多年以来，我看到了他身上闪耀的各种美德。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进一步接触下来我感受到他待人真诚，有师兄的担当却没有架子。他热心善良，一直在主动帮助别人，而自己不到非不得已绝不轻易麻烦别人。由于运气不佳，他在硕士毕业时没有拿到中国留基委的奖学金。尽管高丽大学已经提供了全额奖学金，但这也只能覆盖全部学费，生活费必须自理。他家境一般，为了不给家人增添负担，在韩国五年半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自费留学，完成自己的求学梦想。
在我读博之前，他还告诫我如果没有获得留基委奖学金的资助，就要慎重考虑是否真的留学。他说，当一个学生还要为生计奔波时，哪里还会有心情投入学业。但他自己却做到了，而且他始终展示出乐观积极的一面，从未见他怨天尤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不仅能够自力更生，有时甚至还能对他人施以援手。就比如我当时虽然有幸获得了留基委奖学金，但是经常把生活费用于古钱币的收集等兴趣上，最后往往给我解决燃眉之急的就是他。几年下来他帮助我的次数远远多于我帮他的，而且如果我不主动提出帮忙的话，他还很难自己开口。与此相关的是，我从不同的朋友那里听到过他几次把稿费、翻译费等捐给了“慰安妇”研究的相关机构。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是他为人谦逊的品质。我们都知道他成果迭出，但是他几乎未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晒过他的成果。工作以前他就很少发微信朋友圈，工作以后他所发的内容几乎也都是与教学教育相关的。他从不自夸，对于别人尤其是学生却总是不吝美词。
从复旦到高大，再到珠江畔，我求学和工作的道路上始终有永远师兄的身影相伴，可以说我一直都在追随他的脚步。我不擅长使用华丽的辞藻，只希望通过以上最质朴的文字，展现我眼中的永远师兄的形象，让大家对他有更丰富的了解和认识。
虽然永远师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了宝贵的可视化与不可视化的财富：他的著述以及他的精神。
一方面，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或是他周年祭到来之前，陆续将他的学术论文和课程讲义汇集成册、把他的学位论文编辑成书，以惠及学林；另一方面，我们——特别是那些得到过他帮助、受到过他教育的人，应当将他的精神传承下去。
如此，当再问“永远有多远？”时，答案便是：“永远！”
（2024年8月16日凌晨于温州永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