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批复的40多座“国批”城市2035年总体规划引发广泛关注。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国家中心城市”概念的淡化，仅保留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5个城市，而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城市则被重新定位为“大区中心城市”。这一调整不仅反映了国家城市规划理念的转变，更揭示了未来区域协调发展与战略布局的深层逻辑。
一、规划理念之变：从“单极扩张”到“梯度协同”过去，“国家中心城市”被视为城市发展的“金字招牌”，但其数量扩张可能导致功能同质化和资源过度集中。此次调整后，城市定位被细化为三个层级：
1. 国家层面中心城市（5个）：承担国家战略核心职能，如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广州的综合性门户功能等。
2. 大区中心城市（如武汉、成都、沈阳等）：聚焦区域引领，例如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需辐射中部六省；成都定位“西部经济中心”，强化对西南地区的带动作用。
3. 地区/城市群中心城市**（如宁波、合肥、南宁等）：突出专业化分工，例如宁波的“全国航运物流中心”与其港口经济优势紧密结合。
这一梯度体系打破了以往“唯GDP论”的单一标准，更强调城市的综合能级、区位优势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匹配，体现了“分类指导、精准定位”的规划思路。
二、调整背后的战略考量：平衡与效率的双重目标1. 破解区域发展失衡
成都、西安等西部城市转为“大区中心”，旨在通过强化区域核心功能，缩小东西部差距。例如，西安的“西部科技创新中心”定位，可依托其高校与科研资源，推动西北地区产业升级。
2. 避免同质化竞争
此前多个城市争夺“国家中心城市”头衔，导致重复建设。调整后，深圳虽未被列入任何“中心”层级，但其“全国性经济中心”与“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独特定位，反而凸显了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性。
3.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济南的“黄河流域重要中心城市”、厦门的“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承载地”等定位，直接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两岸融合等国家战略，体现了规划与宏观政策的深度绑定。
三、未来重大战略意义：重构国家空间治理体系1. 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
多层次定位体系有助于形成“核心城市—区域中心—专业节点”的协同网络。例如，长三角的上海（国家中心）与宁波（航运物流中心）、合肥（科创中心）分工协作，可提升整体竞争力。
2. 增强国际竞争力
国家中心城市的精简，使资源更聚焦于全球职能。例如，广州的“综合性门户”定位强化其作为“南大门”的国际交往能力，与深圳的经济创新功能形成互补，共同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3. 激活地方发展动能
大区中心城市的定位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如沈阳的“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需探索跨境合作新模式，而这一过程可能催生制度创新与开放新路径。
四、争议与挑战：定位与实力的匹配问题尽管规划强调“不唯GDP”，但部分城市的定位仍引发讨论。例如，宁波GDP已超越天津，但定位仅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其经济实力存在落差。此外，海口、拉萨等省会因经济腹地有限，难以发挥传统中心功能，需通过特色化路径突破瓶颈。这些矛盾提示，规划落地需配套政策支持与动态调整机制。
此次城市定位调整，标志着我国城市规划从“规模扩张”向“功能优化”的转型。通过分层分级、错位发展的策略，国家既强化了核心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又激活了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未来，如何平衡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将是这一体系成功的关键。正如规划文件所言：“罗马不是靠政策建成的”，城市的最终崛起仍依赖于自身奋斗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