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不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书友，对于湘军的故事想必也不陌生，他们在组织和战术上独具特色。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湘军这一支曾经叱咤风云的地方武装力量，似乎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隐去他们的身影。

图/《中国通史》纪录片

关于湘军最终的命运少有人知晓，湘军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究竟去了哪里？这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湘军的去向与转型，不仅关乎晚清军事格局的变化，更是理解清朝末期社会与政治变局的重要线索。

作家胡小远最新力作，全景式展现晚清团练运动曲折进程；精辟解读团练如何加速“传统国家的崩溃”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还原“办团大臣”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崛起之路与真实面目。

No.1

功高盖主，曾国藩急流勇退

南京的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王府民宅烧焦了，秦淮河水烧烫了，整座城烧没了。进城的湘军成了无恶不作的强盗。

1864年7月19日攻破南京后，幕僚赵烈文先于幕主曾国藩进城，目睹惨状后在日记中写道：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屠城未经预设突然发生，在瘟疫和炮火中活下来的士兵，以虐杀弱者寻求快感，释放累积至今的恐惧和疲惫。这些挖壕垒墙、挖地炸城、发射炮弹、提刀肉搏的人们，现在脑袋里装的全是抢财物掠取妇女，衣锦还乡置田盖房繁殖儿女。

混乱的局面是曾府幕僚难以阻止的，即便战区最高长官也无法控制，禁止施暴的公告被视为废纸，惩戒制度完全失去作用，官至浙江巡抚的曾国荃现在能做的，仅是让各营尽快掩埋街上的尸体，城内交通尽快得以恢复。

对于曾国藩来说，南京的攻克是他多年征战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当他踏入这座已成废墟的城市时，面对的是部下的暴行与民众的苦难，这与他最初为平定叛乱、恢复秩序的初衷相去甚远。

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秉烛急书拟急送北京。湘军领袖在近四千字的奏言中详述战役过程，告诉宫中湘军如何浴血杀敌攻取伪都。他承认十万人死于南京城中，但他们都是顽抗到底不投降的叛军。

胜利是把双刃剑，败者不再有实体在世，赢者亦失去存在理由。且帝国战后亟需恢复经济，没理由继续耗用白银为湘军买单。为了平息众怒、巩固统治，朝廷开始对湘军进行裁撤。

电影《投名状》中出现的清朝官员“三巨头”，被认为是曾国藩，李鸿章和胡林翼，

曾国藩为了让清廷放心，首先裁撤了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包括占领南京的五万大军。在各部相继裁撤后，湘军由巅峰时的55万人裁减到不到10万人。

为了避免引起皇室猜疑，曾国藩还让曾国荃辞去了浙江巡抚的职务。这一系列动作体现了曾国藩对皇权的尊重和对湘军势力的妥善处理。尽管湘军大部分力量被削弱，但湘系官员依然掌控着地方的兵权、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中央政府则通过怀柔政策与湘淮督抚达成权力平衡。

这种裁军后的妥协使得曾国藩从私军领袖的高位回到了督抚阶层的普通一员，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和调整。

No.2

士兵闹事，裁军亦是迫不得已

曾国藩裁撤湘军大半，背后隐藏着多重复杂因素，其中最为棘手的是湘军内部被哥老会渗透的严峻现实。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伤亡激增，新招募的士兵不再局限于宗亲乡党，外省穆密组织成员混入湘军，尤其是哥老会，在鲍超等部迅速蔓延。

哥老会起源于四川，以兄弟相称，结党营私，其成员间的紧密关系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但也埋下了帮派斗争的隐患。

刘坤一等湘军将领指出，哥老会实则是湘军内部自然演变的产物，其形成与湘军作战中广泛采用的兄弟兵制度密不可分。

曾国藩虽曾以儒学为纽带，倡导士兵结拜，以增强凝聚力，却不料这一举措间接促进了哥老会的形成。随着哥老会势力的膨胀，部队内部出现利益冲突，士兵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甚至威胁到统兵官的权威，湘军纪律荡然无存。

更令曾国藩忧虑的是，战后欠饷问题严重，尤其是鲍超部欠饷高达百万两，国家财政困难，地方督抚亦无力全额补发，导致被裁撤的士兵心生不满，哥老会趁机煽动闹饷，局势动荡不安。

曾国藩虽有意严惩，但碍于战后局势复杂，只能采取温和手段，力求解散哥老会而不激化矛盾，同时保护有军功的会徒，以免激化民愤。

数十万湘军士兵出省作战，战后回乡却仍需缴纳赋税，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下级军官和士兵们认为战争的好处都落在领袖和将官身上，而他们却无法拿回应得的报酬，导致士气低落。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侯府，曾国藩因功做了一等毅勇侯，在近邻湘乡的地方买了六百多亩地盖侯府。

哥老会问题不仅困扰着曾国藩，也影响着整个湘军体系，成为湘军内部难以根除的痼疾，对军队的稳定和战斗力构成了严重威胁。左宗棠部在陕西作战时，多次遭遇哥老会引发的哗变，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镇压。

总的来说，曾国藩裁撤湘军大半，既是对战后局势的理性判断，也是对湘军内部问题的深刻反思。他试图通过解散哥老会、妥善处理欠饷问题等方式，恢复湘军的纪律和战斗力，但面对复杂的局势和根深蒂固的帮派问题，他的努力显得尤为艰难。

No.3

最后的湘军，最后的团练

在太平天国覆灭后，湘军被调往北方参与镇压捻军。湘军在初期的剿捻过程中，因其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丰富经验，成为清政府主要依赖的军事力量之一。

然而，随着战事的拖延，湘军的战斗力逐渐减弱，特别是在北方地区作战，湘军的不适应性逐渐显现出来。捻军善于在平原地区的机动作战，而湘军在这方面相对较弱。加上湘军内部逐渐出现的腐败和士气低落，以及清廷的政治平衡术的需要，剿捻的主要指挥权逐渐转移给了淮军，特别是李鸿章和他的部队。

团练大臣的兴起，本是为了应对太平天国的威胁，但随着局势的复杂化，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在1863年，曾国藩就对割据地方的大团强团采取了更为决绝的态度，湘军开始全面进攻异己武装。

在团练运动的推动下，士绅阶层逐渐觉醒，他们开始争取地方自治的空间，与守旧官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孙诒让等人作为新派士绅的代表，积极倡导维新运动与立宪运动。他们的努力虽然未能改变清帝国的命运，但却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晚清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和教育家。

在裁撤团练的过程中，湘军水师得以保留并转为建制军，但其底层军人却始终未能融入国家建制军的行列。这种地方民兵与雇佣兵的性质，使得湘淮军在面对现代化战争时显得力不从心。

尽管曾国藩等人曾尝试通过留学教育等方式提升军队素质，但农耕社会的文化根基却难以支撑起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最终，湘淮海军的覆灭成为了团练运动的深刻印记。

团练运动结束后的中国，面临的局势更为复杂严峻。关外领土均面临日军挑战，沙俄也加快扩张步伐，东进占领伊犁，北下逼近辽东，新疆则被来自中亚的阿古柏武装占领。

清帝国能依靠的国防力量是湘淮军，从内战走来的湘淮将领和雇佣兵，推着炮握着抢再次走上战场，用他们的身躯去筑帝国长城。这是一群为帝国续命的人，也是帝国的掘墓者，他们孕育于团练运动，在历史必然中去演命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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