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

拖着病体来送别老战友的毛主席，遇到了同样带病仍一直奔走于国家工作一线的周总理。

因为各种原因，两位相交数十载的老战友已不如从前那般，可以日日相见。

会后，担心毛主席身体的周总理，坚持要送主席回家。

一路上，陪毛主席聊了许久家常后，周总理问出了一个疑惑许久的问题：“我们之后谁堪大任？”

面对这个问题，毛主席沉思了一会。

然后，他抬起头望向周总理，平静而坚定地说：“还是国峰同志合适。”

这个答案显然让周总理有些惊讶。

毕竟华国锋同志1971年才调任到中央工作，可谓资历尚浅。

毛主席也看出了总理的疑惑。

他接着引用西汉的历史典故“安刘者，勃也”，解开了总理的疑惑。

那么，华国锋同志究竟有何优点，让毛主席最终选择他作为接班人？

他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风云际遇？

少年英雄扬名晋西北

华国锋同志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在山西交城。

他的父母都是当地皮革制造厂的工人。

幼年之时，他就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于是，1938年，年仅17岁、尚在商科职业学校读书的华国锋，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

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晋西北，是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前线，也是与日寇交锋最激烈的战场。

年轻的华国锋在此时展现出过人的胆识。

很快，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当地游击队的核心人物。

1943年，华国锋被任命为交城县对敌斗争委员会主任。

从此刻起，他肩负起领导全县抗日工作的重任。

交城处在华中、华东各根据地通往延安的咽喉之地。

同时，其又是抵御太原日军西进的前沿阵地。

对于这样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日寇在区域内布置了包括芝兰、草头庄在内的多个据点。

为拔出这些嵌在我军心腹的钉子，华国锋开始“挤”敌战略。

他利用我军善于游击战的特点，昼伏夜出，连续针对据点外出的敌军进行伏击。

从当年5月初到6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领导当地的游击队开展了四十余次偷袭。

后毙伤日伪军数十人，使据点内的敌军非大部队不敢外出。

在成功震慑住据点内的敌军后，华国锋又开始了困敌疲敌的下一步计划。

他一边派遣当地爱国的老乡，明面上担任维持会会长，实则作为我军的情报员打入敌人内部。

一边派出骨干策反据点内的伪军，命其时时为我军传递军情。

如此一来，据点内日军的动向，我军就了如指掌。

在掌握鬼子的情况后，华国锋进一步开始针对日军的补给问题。

他组织游击队，掩护据点周围的老乡，全部向后方根据地转移，并在据点外实行坚壁清野。

此举让日军难以从周围村镇获得补给，造成其补给压力。

同时，他还领导精锐骨干，不断袭击爆破日军的铁路交通线。

著名抗日影视剧《吕梁英雄传》中的许多主角，就是以华国锋手下的游击队为原型人物。

在华国锋这种策略下，困守据点内的日军既不能求战又不能坚守，士气日益衰落。

见“疲敌策略”发挥效果，华国锋觉得消灭这伙日军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他在当年9月，发起了拔除草头庄据点的作战计划。

当时，华国锋指挥游击队在午夜，悄悄摸到据点山脚潜伏起来。

等到入夜，趁日军熟睡，我军与据点内早已策反的伪军里应外合，发起突然攻击。

就这样，这场战斗不到半小时就顺利结束。

此战歼灭日军一个小队30余人，伪军70余人。

缴获包括迫击炮、轻重机枪在内的大量军械。

更重要的是，这一役成为压倒交城县境内顽固日军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芝兰、归化等据点的鬼子，在外围日军的掩护下，炸毁碉堡，狼狈逃离。

一时间，交城县内大部分领土都被我军收复，成功将战线向晋中平原推进。

这逆转了一直以来，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

我军逐渐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毛主席在闻知战报后十分高兴。

他当即就给晋绥分区去电表示：“在其他各分区也要展开这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一时间，华国锋领导下的交城县抗日武装成为全军传颂的模范。

与袁隆平的深厚友谊

1949年初，华国锋成为最早一批的南下干部，前往刚刚和平解放不久的湖南工作。

凭借着在湘潭十年的卓越表现，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湖南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全省的农业工作。

湖南自古就是个农业大省，明清之际更是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

当时的新中国有超过四亿人口。

吃饭问题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头等重视的大事。

如果能在湖南摸索出一条成功的农业生产道路，然后推广至全国，无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帮助。

事实上，华国锋从来到湖南后，就一直重视基层工作。

在主管农业之前，他就亲力亲为地组织兴修了包括洞庭湖排涝和韶山灌溉区在内的多处大型水利设施。

也正是因为对农业的重视，华国锋在湖南遇到了他一生的知己——袁隆平。

在华国锋的支持下，袁隆平带领他的团队正式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

1970年6月，华国锋亲自主持了湖南省第二届农学经验交流大会；

并点名袁龙平，邀请他在会上发言，向全省的农业工作者介绍杂交水稻。

接到参会通知后的袁隆平心中还有些忐忑。

因为当时的科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会议上，袁隆平怀着紧张的心情，如实介绍了杂交水稻项目推进的情况，也客观总结了当前遇到的技术上的困难。

但对此，他坚定地表示，研发团队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就在他发完言后，不安上级领导会是什么态度之时。

华国锋笑呵呵地邀请袁隆平坐到他身旁与他交谈。

华国锋语气和善地与袁隆平唠了下家常。

而后，见袁隆平心情平复后，他才开始切入主题。

他先是告诉袁隆平，周总理非常重视杂交水稻工作，经常问起这件事，希望他们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把杂交水稻搞成。

随后，华国锋又向袁隆平承诺，省里会坚定的支持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困难就上报省里，不要有心里负担，他一定会尽全力提供帮助。

听完华国锋的一席话，袁隆平深受感动。

在工作尚未取得成绩的时候，就得到如此重视和支持，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杂交水稻搞出来！

1975年，杂交水稻工作有了重大突破。

当时，袁隆平大胆提出，利用华南地区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扩大“南繁”，加速杂交水稻种子繁育的构想。

这一构想很快得到省里的批复。

于是，袁隆平便赴京向农业部汇报。

但因相关领导人公务繁重，无暇听取接见，

这导致这件事情始终不能敲定。

对此，袁隆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无奈之下，他决定写信给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

收到信后，华国锋当即在中南海会议室，安排相关干部一起接见了袁隆平。

在认真听取完汇报后，华国锋先是肯定了袁隆平的大胆构想。

然后，他神情严肃地对到会中央干部表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

最终，华国锋拍板，由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相关工作。

在国务院的支持下，袁隆平得以带队赴海南开展育种工作。

杂交水稻技术也才有了后来的成功和普及。

对于华国锋的帮助，袁隆平一直铭记在心。

在他晚年的自传中说道：“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怀着对华老的感念之情......我认为杂交水稻有今日的辉煌，华老起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

力促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开始筹划让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

他先是私下向叶剑英、李先念两位老同志表达了这一想法，并得到二老的一致赞成。

几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公开提出了邓小平复出的事宜。

对此，叶剑英给予了高度评价。

10月10日，华国锋正式派出李先念等老同志，向邓小平通报情况。

得知消息后，小平同志猝然流泪。

当着老战友的面，他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喜悦。

邓公感叹道：“华国锋同志选对了......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随后，华国锋多次派老同志前往慰问邓小平，并对他表达想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工作的意愿。

但邓公都婉言回绝。

毕竟当时，他还面临着两个问题。

其一是，邓小平已经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早已无权查阅中央文件。

一些政治消息，他都只能从儿女口中得知。

其二是，他的身体不太好，患有多种疾病。

而治疗又不太方便。

在得知邓小平的难处后，华国锋很快开始着手解决。

他先是安排汪东兴，直接负责邓小平的健康问题。

而后其告诉邓小平的家属。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汪东兴。

1976年12月10日晚，邓小平因前列腺炎突发急症，情况很不乐观。

华国锋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安排邓小平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并安排最好的老医生成立专家小组进行会诊，拿出最稳妥的治疗方案。

在华国锋的关照下，邓小平的身体很快有了起色。

对此，邓小平也十分感激，专门写信给华国锋表达了感激之情。

在身体好转后，华国锋逐步开始筹备让邓小平回到工作中来。

1977年2月，邓小平住进西山军委25号楼。

由此，邓公开始实际参与中央工作。

那段时间，重大的决策、干部任免，华国锋都会找邓小平商量，并听取他的意见。

1977年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华国锋的指示下，邓小平正式复出，恢复了一切工作职位。

邓小平复出后，华国锋对他十分尊重，无论党务政务都听取他的意见。

甚至在叶剑英年事已高后，让他放手抓军务。

足见他对邓小平的敬重。

也正是有了华国锋的鼎力支持，才有了邓小平在后来被确立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带领新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承上启下恢复经济

华国锋上台后不久，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

此举将全国上下工作的目标放在重新搞活国民经济上。

在1976年的一次财政会议上，华国锋强调“要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要尽快解决民众的工资问题”。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批判了当时存在的谬论，并重申“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这无疑是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

他的发言重新激发了全国上下的生产积极性，为恢复国家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华国锋还敏锐地意识到，我国经济存在只重视重工业。

而轻工业和农业相对落后的症结。

同时，他也意识到原有的行政管理办法已经落伍。

对此，华国锋提出了“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

他提倡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来进行改革。

当时，华国锋认为出国考察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最好办法。

为此，他先后派出多支考察团赴日本、港澳和欧洲进行参观学习。

1977年8月，华国锋第一次走出国门，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考察。

在此行中，他深刻地认识到我国过去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经济的做法行不通了，必须求变。

1978年，我国赴港澳考察的代表团回来后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

听完报告后，华国锋立马意识到与香港澳门隔海相望的宝安和珠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就这样，建立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想法初见雏形。

后记

在我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华国锋主席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性人物。

他对我国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功过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他年轻时积极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卫国战争中；

到中年时扎根基层，一心发展我们农业建设；

到执政后期果断力推邓小平复出，华主席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用一生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了毛主席没有看错他。

他就是新中国的周勃。

参考文献

《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中的关键作用》 陈旭立 党政论坛

《华国锋与袁隆平之间的友谊》 李浩鸣 领导文萃

《山西交城抗战中的华国锋》 张其豪 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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