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7年，刘秀在皇宫宴请一帮倭奴国（日本）人，散席时要回赠礼品。不料，带头的扑通一声跪倒哀求道：“我等不要礼品，我奴国想向大汉称臣，做大汉的一藩。”刘秀特有仁君范儿地笑过之后，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时，东汉洛阳都城里来了这么一批身材短小，穿戴寒酸且清一色散发光脚的怪人。这伙奇特客人的到来引起了大汉首都人民的围观，大家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些人什么的干活？”在洛阳百姓不解又好奇的目光中，那几个人走进皇城，见到了光武帝刘秀。原来，这些人来自倭奴国。倭，便是当年中国对日本的称呼，同时也是日本的自称。但实际上，东汉时期的“倭”，仅限于九州岛的大部分；而“奴”，仅是位于今天九州岛北部的一个部落，人口不过寥寥数千，像这样的部落在当时的倭国至少有上百个。这些部落从秦汉甚至更早时候起，就开始相互攻伐，战火延绵几百年而不绝。每个部落都想一统江山，成为倭国之王。然而由于当时日本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生产力还处于一个极为低下的原始状态，再加上人口稀少，因此每次战争的规模大概还不如今天的流氓互殴吧。在漫长的互殴岁月中，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光凭自己现在手里的劣质武器，是肯定不足以在一百多个势力中脱颖而出的，要想成为最后的王者，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寻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抱抱大腿。于是他们想到了一海之隔的中国。实际上，从西汉时起就不断有日本人坐船过海，带着各种礼物前来给中国上贡，想攀附汉王朝。只不过因为各种缘故，那时几乎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真正踏上中国国土，绝大多数的使者都是在乐浪郡拜会大汉官员，上交他们的贡品，再拜领大汉的回礼。乐浪郡位于今天朝鲜境内，设立于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时期，是大汉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当时的朝鲜跟日本差不多，朝鲜半岛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都在汉朝的掌控之下。而日本人来乐浪的频率一般是三五年一次，虽然过来上贡的不见得都是同一个部落，但中国人也分不清谁是谁，只知道倭人今年又来上贡了，热烈欢迎便是。刘秀接待了从倭奴国来的那一行人，收下了他们的贡品（无非是些小鱼干和大米罢了），同时下令设宴款待。当时倭国已经有了一套不怎么完善但却高度仿照中国的政治体制：最大的称王，文武百官一律叫大夫。席间，刘秀特有仁君范儿地表示：“几位大老远来一趟很不容易，我大汉是礼仪之邦，一定准备厚礼回馈，权当是礼尚往来。”刘秀刚一说完，领头的倭人大夫慌忙跑到刘秀跟前，扑通一声跪下来：“大汉陛下，我等此行还有要事相求。”刘秀问何事。大夫清清嗓子似哀求道：“我奴国想和高句丽一样，甘愿向大汉称臣，做大汉的一藩。”刘秀愣怔一下，觉得这些日本人的人品还算不错，于是当场答应了奴国大夫的要求，表示可以让奴国成为大汉藩属。数日后，光武帝在皇宫大殿正式宣布答应倭奴国人的请求，同意倭奴国成为大汉藩属，并且给奴国首领封了个王。这是有正史记载的中日两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至今为止关于日本最早的历史记录。除了封王之外，刘秀还御赐倭奴国王金印一枚，上书五个大字：汉委奴国王，意思是大汉治下倭地奴国国王，“委”即是“倭”，是一种常见的减去偏旁的表现手法。这其实也是日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倭。说白了，这个“倭”，其实就是“我”的意思。那年头日本人没有文字，中国也没有精通日语的人才，所以从秦汉的时候开始，但凡和日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以为他们国家的名字就叫“我”国，于是便将其译为“倭国”，然后这个名字就这么一代代传了下来。一千多年后，也就是1784年2月23日，筑前国（今福冈县）志贺岛香椎的一个叫甚兵卫的老农在耕田的时候，挖出了这枚金印。该印的长宽大致在2.3厘米（汉制1寸），通体高2.2厘米，重约109克。日本学界曾一度认为，这玩意儿说是金印实则不过是铜七分银三分的混合物。但打脸的是，这枚金印在1994年做了激光鉴定后，结论却是其黄金含量达到了94.5%，是名副其实的金印。由此可见，我大汉朝廷还是很有诚意认下这个小弟的！而金印上刻的字也和史料记载完全吻合，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所以说，其实日本从一开始压根就没有正经国名，倒是那时的中国人觉得既然是自己的藩属国，如果没个大号，实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就费心思给琢磨出这个名儿来。就这样，日本有了第一个国号。至于金印上那个“奴”字，在当时虽然有奴才、奴隶的贬意，但常常也作昵称，用于人的小名，比如宋前废帝刘子业，小名就叫阿奴；大帅哥潘安叫檀奴；战神冉闵叫棘奴；书法大家王献之叫官奴等等窃以为，也许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个前来拜访的日本奴部落还是很惹人爱的，于是便根据其读音昵称他们为“奴”，如果放到今天，那基本就等同于“日本酱”这样的称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