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杰
时近中秋，文人雅士爱读、临《中秋帖》，缘帖中有“中秋”二字。然而面对《中秋帖》，观者往往犯难，一者帖中笔势连绵，似为一笔所书，要临得像，难；二者帖中文字割裂，缺少整体气韵，要读得懂，更难。王献之《十二月帖》和《中秋帖》渊源颇深。《中秋帖》作为三希堂的“三希”之一，名气很大，《十二月帖》没有《中秋帖》那样大的名气，但确是进入《中秋帖》的津梁。
《十二月帖》与《中秋帖》在文辞和书法上多有相似处，历来为观者乐道；二者也颇有差异，这正可揭示出王献之书法在技法和精神上的特质。二帖对读，深意自出。
《十二月帖》与“破体”
米芾《书史》记载：“晋太宰中书令王献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黄麻纸，辞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复不得想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庆等大军’。下一印，曰铎书，是唐相王铎印；后有君倩字；前有绢小帖，是褚遂良题，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运笔如火筯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与《快雪帖》相连，苏太简家物，上有国老、才翁、子美题跋，云‘卤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字志东，与余分藏，以书画宝玩易之。”米芾所说书于黄麻纸上的《十二月帖》显系墨迹本，与《快雪时晴帖》相连，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墨迹本《快雪时晴帖》。据米芾的记载，是帖唐初曾经褚遂良鉴定，并题“大令十二月帖”签，现存拓本中还能看到“褚氏”二字长方印四方，分布于拓本四角；晚唐时归宰相王铎，其中“铎书”印在拓本中不见；北宋时为僧人守一所得，苏易简以官服与僧人交换得之，苏易简长子苏舜元字才翁、次子苏舜钦字子美，都得以观览；后传至苏舜钦三子苏激处，米芾用书画宝玩换得。
米芾之后，《宣和书谱·卷十六·草书四》著录《十二月帖》，米芾卒年与宋徽宗宣和年间相去十余年，大概米芾卒后，《十二月帖》曾收入宣和内府。至南宋时，是帖曾藏于岳珂家，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四》著录，有米芾跋赞及李炜题字，岳珂云：“右苏氏所宝王献之《十二月帖》真迹一卷，宝晋米芾以赞识其后，副车李炜跋具焉。”这是《十二月帖》墨迹见于著录的最后一次，之后不知所踪。
目前我们见到的《十二月帖》是南宋曹之格辑刻的《宝晋斋法帖》拓本。米芾曾得晋王羲之《王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谢安《八月五日帖》，故名其斋为“宝晋”，崇宁三年（1104）米芾任无为军知州，将所得三种法书摹刻上石，至南宋，刻石已残。咸淳四年(1268)曹之格任无为通判，重新摹刻，并增入家藏晋帖及米芾帖多种汇为十卷，题名为《宝晋斋法帖》。曹氏所刻南宋拓本，传世极少，所以目前所见《十二月帖》的拓本亦弥足珍贵。
《十二帖》的流传大致如此，再来看它的书法。是帖首行起笔“十二月”三字楷中带行，下笔顿挫有力，第四字“割”上承前三字的顿挫，行笔速度明显加快，进而带出“至不中”三字，由方折顿挫而变为圆转直下，将书写的节奏转换至另一个维度。之后“秋不”二字独立，但仍延续着行草笔意。第二行“后不得相未复”六字一气直下，相互连属又左右揖让，优美而灵动，以减省笔画的单字“还”收束。第三行“恸”和“即”两个单字隔开“理为”和“甚省如何”两个连缀的字组，一张一弛，节奏感十足。第四五行则“然胜”“人何”“庆等”“大军”两两相连，随着字组的开合增大，行笔越发爽利，使转也更加灵活。通观全帖，会发现行列略向右下倾斜，异体同势，这正与书写时右手执笔下行的趋势一致，是自然书写的结果。
文献著录中将此帖归于草书类，从整体上看，毫无争议，但直面拓本，我们又往往被开头略带行书笔意的楷书字吸引，于是就会发现在短短三十余字中，糅合了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写法，而它们之间并不产生龃龉，反而形成一种节奏跳动明快的新形式。唐代张怀瓘《书断》说：“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书”，是说王献之改变王羲之行书的写法，创造出一种新的“破体书”。对于“破体书”，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唐代蔡希综《法书论》说：“然则施于草迹，亦须时时象其篆势；八分、章草、古隶等体要相合杂，发人意思”，后世书论基本上沿着这一思路衍伸开去。如此说来，王献之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书法创作和审美模式。
王献之《十二月帖》拓本
宋米芾《论草书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纸本草书24.7cmx37cm米芾《论草书帖》又称《草圣帖》、《论书帖》、《张颠帖》。释文：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辩光尤可憎恶也。
《中秋帖》与“一笔书”
《中秋帖》著录于宋内府《宣和书谱》、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内府《石渠宝笈·初编》等。是帖右上有乾隆题签“晋王献之中秋帖”七字，卷后有明董其昌、项元汴，清乾隆皇帝题跋。从卷前后及隔水所钤宋“宣和”内府、南宋内府，明项元汴、吴廷，清内府等鉴藏印来看，此帖曾经宋代宣和、绍兴内府，明项元汴，清内府收藏。“民国时由敬懿皇贵妃携出宫外，流散民间，由郭葆昌拥有，再转予其子郭昭俊。后与王珣《伯远帖》一起被典当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1951年底，典当期将满时，国外有人意图购获，周恩来总理闻讯，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购回，入藏故宫博物院。”可谓流传有序。
卷后董其昌跋曰：“大令此帖，米老以为天下第一子敬书，又名为‘一笔书’。前有‘十二月割’等语，今失之，又‘庆等大军’以下皆阙，余以阁帖补之，为千古快事。米老尝云，人得大令书，割剪一二字售诸好事者，以此古帖每不可读，后人强为牵合，深可笑也。”可知董其昌以为《中秋帖》为王献之真迹，“中秋”之前的“十二月割至不”失掉，只留下“中秋”开始的三行二十二字。然而从《十二月帖》和《中秋帖》著录于文献的先后顺序以及二帖与王献之其他帖书法的对比来看，显然《十二月帖》为王献之书，《中秋帖》则不是。从《中秋帖》所用竹纸到北宋时才出现，其行笔方式和笔画形态显示所用毛笔为与晋朝有心硬笔差异较大的无心笔来看，《中秋帖》为宋人节临《十二月帖》而成。清吴升《大观录》说：“此迹书法古厚，墨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而当代书画鉴定家则大多认为是宋米芾所临。
书法上，《中秋帖》表现出了《十二月帖》的诸多特色，也写出了独特的面貌。首先在笔墨上，今天虽然无缘得见《十二月帖》墨迹，但从拓本中可知，此帖用笔瘦劲，用墨经济，笔画方圆结合；而《中秋帖》则墨色浓润，下笔丰腴，笔画多圆转，如起笔的“中”字，横折处笔锋圆转，与下一笔的横画不连，而《十二月帖》“中”字横折处则方折钩出，与横画牵丝相接。其次在书写节奏上，《中秋帖》改变了《十二月帖》的书写节奏，首行“中秋”二字相连，“不复不得”四字相连，牵丝带出“相”字，而“相”字用行楷法，又打破了连绵的节奏，“还”字则提笔独立书写；二行“为即甚省如何”六字连带直下，与《十二月帖》一张一弛的节奏不同；其余“然胜”“人何”“庆等”“大军”则延续了《十二月帖》两字联属的节奏。再次在字形上，《中秋帖》不同的行列结构和书写节奏自然需要调整字形以保证行气的连贯，其中“秋”字变《十二月帖》的草书为行书，稳住起首处；“如何”二字变《十二月帖》的倾斜缩小连写为直下放大连写，与上下字形成呼应。最后是内容上，《中秋帖》略去《十二月帖》第一句“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后又分别缺漏“未复”“恸理”四字。于是《中秋帖》在文意上就难以读通。董其昌在《戏鸿堂帖》之《十二月帖》跋中说：“宝晋斋刻此帖大军止,余检子敬别帖，自‘已至’至末,辞意相属，原是一帖，为收藏者离去耳。二王书有不可读者，皆此类也。米元章故以此为第一子敬书。”其跋《中秋帖》说：“阁帖‘已至也’‘分张可言’止系此后，今离而为二，自余始正之，刻之《戏鸿堂帖》”。他认为《十二月帖》与《淳化阁法帖》中的王献之《庆等帖》原为一帖，后被割裂，因此文意不通。
在二帖的异同中，有两处不可忽略，即用笔的外拓和字间的联属。元代袁裒《书学纂要》说：“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王献之变其父内擫收敛的用笔而为外拓开廓的用笔，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书法审美形态，《十二月帖》中“月”“割”“恸”等字的楷笔尚有内擫的痕迹，而《中秋帖》则都用外拓笔法，虽然连绵直下，也全无拘束之态。这种外拓的用笔在圆转中很好地解决了上下字牵连的笔势和体势问题，于是字间的牵带可以持续不绝，由此产生了独特的“一笔书”，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
从《十二月帖》和《中秋帖》的对读中，看到了王献之书法的两大创造，一为“破体”，一为“一笔书”，从他开始，这两种创作的方法得以张大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米芾自不必说，《宋史》说他“特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其《论草书帖》写道“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可见对晋人的服膺。颜真卿著名的《裴将军诗》“融合诸体，牢笼百态”，赵孟頫以行笔入楷书，沈曾植等人碑帖融合，大概都是王献之“破体”的继承。而“一笔书”则在后世影响了狂草，将书法的放逸精神推向顶峰。王献之在王羲之创造的书法世界中完成了突围，所以当谢安问他“君书何如君家尊？”他回答：“固当不同。”诚然，“破体”为自由书写创造了一种范式，“一笔书”则为魏晋风流提供了一种注脚，只是恐怕“外人那得知！”
晋王献之《中秋帖》全卷故宫博物院藏手卷纸本墨书27cmx11.9cm
《中秋帖》故宫博物院藏
《中秋帖》董其昌题跋
王献之《庆等帖》宋拓《大观帖》本
释文：庆等已至也。鹅差不？甚悬心。直（另释：宜）道寻去，奴定西，诸分张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