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平天下是古人心中最高的理想追求，治国之道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谋略和智慧。中医药理论在构建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了治国理政的智慧；古代政治家在治国理政时，也常常从中医汲取灵感。医事管理是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良好的医事管理对中医药的发展大有裨益。
医国医人相互借鉴
中医和古代治国之道具有内在理论的一致性，两者密切关联，殊途同归。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中医理论在构建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了治国理政的智慧，反过来中医也为古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
中医理论与治国之道相通
春秋时期的医和提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理念，《黄帝内经》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确立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建立身国同构同治思想：“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
《黄帝内经》总结人体脏腑的功能，类比治理国家的百官。心主神明，具有主宰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生命活动和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功能，在所有脏腑中最为重要，为君主之官。肺主治节，能够辅佐心君治理和调节全身，为相傅之官。脾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疾病都可以通过气血反映出来，如同谏议大夫能将善恶之事禀报君主，为谏议之官。肝为刚脏，主谋虑，具有刚强、急躁的特性，能调节气血抵御外邪，为将军之官。肾主藏精，主骨生髓，能养脑益智，肾气充盈则筋骨强健、动作敏捷、精力充沛、思维清晰，为作强之官。胆主决断，能够对事物进行判断，做出决定，如同不偏不倚、公正果敢的法官，为中正之官。胃主受纳腐熟水谷，能接受容纳和初步消化饮食水谷，胃气不降，则纳呆脘闷，食不甘味，为仓廪之官。小肠主受盛化物，能接受容纳胃腐熟的食糜并进一步消化，为受盛之官。大肠主传导糟粕，为传导之官。膀胱主贮藏尿液，并能在肾气和膀胱之气的作用下固摄和排泄尿液，为州都之官。三焦具有疏通水道、运行津液的作用，为决渎之官。膻中为气海，可通畅气机，传达心志之喜，为臣使之官。或说膻中即心包络，为心主之宫城，能代心受邪。
治疗疾病的药物，也有君臣佐使之别。《神农本草经》按照药物毒副作用的大小，将药物分为君臣佐使。上品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品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品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黄帝内经》按照药物在临床配伍中的不同作用，将其分为君臣佐使。“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对某一疾病证型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为君药。辅助君药起加强治疗作用的药物，或针对相兼病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为臣药。佐助君药、臣药加强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兼证的药物，或消除、减缓君药臣药毒副作用的药物，为佐药。引经药和调和药性的药物为使药。
后世医家进一步发展了身国同构同治思想。葛洪《抱朴子》曰：“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唐代孙思邈提出“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医有三品”说。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医道通治道论》曰：“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尤怡《医学读书记》曰：“夫治病犹治国也。治国者，必审往古理乱之事迹，与正治之得失，而后斟之以时，酌之以势，而后从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而后合之气体，辨之方土，而从而损益之。”
上医医国和身国同构同治思想也是社会各界的共识，明代李东阳《恭题御书药方后》：“古来用药如用人，牛溲马勃皆通神。古来医人似医国，病未察形先察脉。”
古代政治家从中医借鉴治国理政智慧
由于中医药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汉语中常用医药比喻治国理政，如针砭时弊、决痈溃疽、养痈遗患、满目疮痍、良药苦口等。古代诗词中也常用治疗疾病比喻治国。宋代王庭圭《郡斋次张参政韵呈王舍人》：“使君医国手，顿若沉疴瘳。下免北征苦，上宽南顾忧。”王之望《赠范觉民》：“纵横五千字，字字医国药。期於必伐病，非徒事迂阔。”葛立方《九效·其五·医国》：“破纽绝络兮民不支，不了兰藏兮举世无医。病在腠兮废汤熨，未至血脉兮乃施针石。布指于位兮息至不知，阴阳倒置兮寒凉逆施。内实兮饵之桂附，中乾兮反投消以蠹。天生卢扁兮授术上池，跻民寿兮至期颐。”
政治家也常通过医药说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脉诊是最具中医特色的诊疗方法，脉象的形成与脏腑气血密切相关；脉象的变化，与疾病的病位、性质和邪正盛衰密切相关。通过切脉，可以为临床辨证提供依据，判断病情的预后。韩愈生活的时代，藩镇割据，儒道衰微。韩愈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尊儒排佛，他以脉象比喻纪纲，认为纪纲是否破坏是天下安危的表征。《医说》：“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辨证就是从整体观出发，通过四诊合参，将收集的病史、症状、体征等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判断疾病属于何种证。辨证明确才能正确治疗疾病。苏洵以之为喻，说明调查研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审势》：“譬之一人之身，将欲乳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
正治是中医治疗的基本治则，即采用与证候性质相反的方药进行治疗，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王安石用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之理进谏宋神宗，坚定改革信心。《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想提拔怠慢变法之人，王安石坚决反对，他对神宗皇帝说：“若方以慢法玩令被劾即迁擢，人何所忌惮。为天下如医方，若寒时，虽纯服乌头、附子、硫磺，不为过热；热时虽纯服大黄、朴硝，不为过寒。陛下当察时病所在而劝沮，其缓急不可以不应病也。”
未病之前，养生是保持健康的主要方法，未病先防，能防患于未然。患病之后，攻疾去邪是获得健康的主要方法，强调早期积极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东汉政治家崔寔（shí）吸取西汉治乱经验，以疾病治疗比喻刑罚，以养生比喻德教，从养生和疾病治疗的辩证关系入手，说明德教和刑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政论》：“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
扶正祛邪是中医的基本治则。扶正即虚则补之，扶正固本，用滋补之法扶持助长机体正气，使正气充足以消除病邪；祛邪即实则泻之，用攻邪之法祛除病邪，使邪去复正，恢复健康。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要根据虚实的主次与缓急，决定扶正祛邪运用的先后与主次。在《三国演义》“舌战群儒”中，诸葛亮以扶正与祛邪在疾病治疗中的辩证关系入手，说明他辅佐刘备的策略：“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
愈后防复是中医的基本原则。大病初愈，一般仍有邪气留恋之势，生理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机体处于不稳定状态，要求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扶助正气、消除宿根、避免诱因等多种措施，使脏腑经络功能恢复正常。唐太宗居安思危，将听真话、纳诤言作为愈后防复的措施。《资治通鉴》载：“上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tǎng）遽（jù）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治国必须加强医药管理
健康是民生之本，医药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因素。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大多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王朝的覆亡，则往往和疫病的大流行密切相关。宋代邹浩《喜捷应方成》：“上医医国有谁知，且集方书捷用之。疾苦一齐安乐后，自然遭遇太平时。”
东汉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关键期
东汉时期，伤寒疫病频发。东汉政府加强医药管理，改革太医管理制度，并在疫情暴发时派遣高官作为代表，进行巡诊和赐药。《后汉书》载：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汉顺帝永建二年二月，“甲辰，诏禀贷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贫人，所在安业之；疾病致医药。”汉桓帝建和三年十一月，诏曰：“监寐寤叹，疢（chèn）如疾首……又徙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汉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熹平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地方官员也开始给百姓治疗疾病。《后汉书》载，钟离意少为郡督邮，光武帝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钟离意独自留下医治照料病人，所部多蒙全济，因此举孝廉，后官至尚书仆射。华佗举孝廉，为候补官员。张仲景传说为长沙太守。董奉为侯官县小吏，归隐后开始行医。
由于政府重视，中医在东汉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和发展。《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相继成书，郭玉著《针经》《诊脉法》，华佗著《青囊经》。当时的医家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能够有效地运用药物、针灸等治疗疾病，而且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医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中医药文化也多姿多彩，费长房悬壶济世、恒景重九登高插茱萸、南阳菊潭延寿、董奉杏林春暖、徐登赵炳济世救人等故事均发生于东汉。
唐宋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期
唐宋经济文化繁荣，君臣都非常重视中医药。唐太宗曾多次召孙思邈入京，予以褒扬，并命甄权等编撰《明堂人形图》。唐高宗命功臣长孙无忌、李勣等编写《新修本草》，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唐玄宗颁布《医疾令》，与《唐六典》《唐律疏议》等，共同组成了比较完备的医政医疗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完备的医政管理制度、医学教育制度、医生资格考试制度、公费医疗制度、药物管理制度、疫病防治制度和违反诸制度及医疗犯罪的惩治法律等。唐玄宗组织人员编写《广济方》，并全国各地推广，《旧唐书》载：“开元十一年九月己巳，颁上撰《广济方》于天下，仍令诸州各置医博士一人。”
唐德宗组织编撰《贞元广利药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旧唐书》载：“上制《贞元广利药方》五百八十六首，颁降天下。”白居易《德宗皇帝挽歌词四首·其三》：“节表中和德，方垂广利恩。悬知千载后，理代数贞元。”王焘著《外台秘要》，宰相崔知悌著《纂要方》《骨蒸病灸方》《产图》，宰相李绛著《兵部手集方》，宰相陆贽著《陆氏集验方》。明代李詹《读史感遇·其四十三·陆贽》：“兴元章奏蔚琅琅，当日施行十一强。袖里卷怀医国手，南来祗自抄新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盖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这与宋代君臣有“仁政之务”与“医书辅世”治国思想有很大关系。宋太祖命刘翰、马志编撰《开宝本草》。宋太宗奉献出自己收集的千余首药方，命王怀隐编撰《太平圣惠方》，并下《行圣惠方诏》：“其《圣惠方》并目录共一百一卷，应诸道州府各赐二本，仍本州选医术优长治疾有效者一人，给牒补充医博士，令专掌之，吏民愿传写者并听。”
宋仁宗成立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和刊行后流传下来的。校正医书局校修《开宝本草》，编撰《嘉祐本草》。为弥补《嘉祐本草》存在的不足，又命苏颂编撰《图经本草》。宋仁宗认为针艾之法，极宜慎重，命王惟一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并编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针灸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宋徽宗组织编撰《圣济总录》，该书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由政府组织编纂的综合性医学著作。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系数代人合力编撰完成，堪称历史奇迹。宋神宗熙宁变法，规定药物实行专卖，开办“太医局熟药所”，“诏天下高手医，各以得效秘方进，下太医局验试，依方制药鬻之。”并因此编撰《太医局方》。宋徽宗时，《太医局方》应用更加广泛，乃诏命陈师文等校正《太医局方》，书成后更名为《和剂局方》。南宋将“熟药所”更名为“太平惠民局”，宋高宗下诏增补《和剂局方》，更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理宗时，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先后加入《宝庆新增方》《淳祐新增方》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才正式定型成书。《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并称为宋代官修三大方书。南宋绍兴年间，医官王继先等人修订《大观本草》，著成《绍兴本草》，该书是宋代最后一部药典性本草著作。
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医学，儒医在宋代蓬勃发展，司马光、文彦博、沈括、苏轼等皆有医学著作，进士许叔微著《本事方》，翰林医学士、太医院丞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郡守史堪著《史载之方》。医学人才也能获得社会认可，灃州司户曹事寇宗奭著《本草衍义》，朝廷将其提拔为朝廷医官。唐慎微著《证类本草》，成为蜀帅李端伯的座上宾。
唐宋时期，国家大力提倡医学，地方的医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巫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促进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元代李孝光《送陈杏林赴潮州医学教授》：“不用越巫驱瘴疠，家家传取卫生篇。”
明清是中医发展的成熟期
与唐宋相比，明清时期更加注重医学管理的制度建设。明代通过太医院、惠民药局等机构建设和世医制度，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医疗管理体系。明代太医院是医疗管理的核心，负责宫廷医疗保健，医官的任免与派遣，各地惠民药局和边关卫所的医疗管理，以及处理疫情工作。太医院设院使1人（正五品），院判2人（正六品），分为大方脉、妇人、伤寒、小方脉等13科，更加适合临床需要。
明代府、州、县均设专职医官，府设医学正科1人，州设典科1人，县设训科1人。惠民药局是地方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将全国户口分三类：民、军与匠，并规定各户须子袭父业，不许妄自变乱。医户属于民户，又称世业医生。《大明会典》载：“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世医制度加强了对医生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医生队伍，提高了临床治疗水平，促进了医学发展。
明代各藩王府均设良医所，主管王府医疗保健。各藩王财力雄厚，便于医学研究。周定王朱橚编撰《普济方》《袖珍方》《救荒本草》《保生余录》，宁献王朱权编撰《活人心法》《寿域神方》《神应经》《乾坤生意秘韫》等。王履任秦王府良医正，著《医经溯洄集》。兰茂著《滇南本草》，据《滇南本草》序言载，沐英后代沐琮著《苴兰本草》。李时珍曾为楚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
清代沿袭了明代的医疗管理制度，明末清初，天花流行，顺治皇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康熙因幼年曾患天花，获得终身免疫，得以登上皇位。清初太医院设立痘疹科，聘请名医为皇族种痘，康熙皇帝还派朱纯嘏到蒙古地区，专门为蒙古人种痘、医痘。牛痘种植术传入我国后，迅速推广，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明清时期编撰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均记载了大量医学内容，促进了医学的传播与发展。
医药是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在医事管理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古代治国之道博大精深，中医善于从中汲取智慧，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医药文化中闪烁着治国智慧，上医医国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古代治国之道与中医文化互相交织融合，互相促进发展，都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中国中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