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章咪佳

花好月圆，又逢中秋佳节。

史载古代帝王祭月的节期，为农历八月十五，时日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这一天，秋日清朗明净，历来成为文人最寄情舒意的日子。诗文之外，在艺术领域，目前已发现最早与“中秋”相关的绘画，当数汉画像石的四幅《嫦娥奔月》。而关于中秋最早的书法作品，可能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中秋帖》。

这件（传为）东晋王献之的作品，曾被宋代宣和、绍兴内府，清内府收藏；尤其受到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的喜爱，将其誉为“三希”之一，意即希世珍宝。而在后世面临流散海外的命运时，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和最重要的回归文物。

[王献之行草书中秋帖卷]《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书，纸本，手卷，纵27厘米，横11.9厘米。行草书3行，共22字，释文：“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爲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无署款。卷前引首清高宗弘历行书题“至寶”两字。前隔水乾隆御题一段。帖正文右上乾隆御题签“晉王獻之中秋帖”一行。卷后有明董其昌、项元汴，清乾隆帝题跋，并附乾隆帝、丁观鹏绘画各一段。卷前后及隔水钤有宋北京“宣和”内府、南宋内府，明项元汴、吴廷，清内府等鑑藏印。图源：故宫博物院

(一)

现存《中秋帖》纵27厘米，横11.9厘米；共书有3行22个字：“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无署款。全篇字势连绵不断，浑然天成，潇洒飘逸，被当做是“一笔书”的代表。

但是这篇内容如何断句、释义？

《中秋帖》全文图源：故宫博物院

（二）

断句的考证，牵连出了这件作品的真伪研究。

对《中秋帖》的著录与评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就有很多人参与了讨论、鉴定，提出了很多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王献之真迹说、唐人临本说、米蒂临本说。

比如明代画家董其昌就认为，这是王献之的《十二月帖》真迹；明代收藏家张丑则认为，这是《十二月帖》的唐人临本；而清初吴升断定其为宋代书法家米蒂所临，他在《大观录》中说：“此迹书法古厚，墨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这三种说法里，“米蒂临本”后来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这种观点除了从书法专业角度来分析之外，还从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此帖的材料和书写工具。

后世科学分析发现，《中秋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在东晋时还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才出现；并且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如《中秋帖》这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的效果，有心硬笔很难表现出来。

（三）

至此，《中秋帖》的断句还没有定论。

要再说上文董其昌鉴定作品时提到的《十二月帖》。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也曾高度评价过王献之的某部作品——“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十二月帖》或者《十二月割帖》，是王献之书法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米芾就曾收藏过。学者们普遍认为，《中秋帖》的祖本就是《十二月帖》。

《十二月帖》在历史上曾被南宋曹之格辑刻在《宝晋斋法帖》中，其中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内容是：“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王献之《十二月帖》拓本图源：北京晚报

这个帖子较好地保存了王献之书法的风貌，起首四字为行书，浑厚饱满，而到“割”字末笔，开始却变得纵意挥洒，行书、草书相杂，大小、轻重变化错综其势，气度恢宏而不受法度的束缚，简直令人着迷。

（四）

将《十二月帖》和《中秋帖》相比较，最明显的变化是《中秋帖》少了“十二月割至不”“未复”“恸理”这些字，另外，两帖在字形、章法上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

少了字后，文句残缺，也就对解读造成了一些阻碍。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说《十二月帖》刻石遭到了部分损毁，所以遗漏掉了这些字。比如《宝晋斋法帖》中的另一个本子，就残损得非常严重。

所以总的来说，《中秋帖》并不是王献之真迹，有极大可能是米芾临摹，并且目前在内容上无法通读解释。

（五）

但这并不妨碍作品呈现出的大家手笔。

王献之自幼和父亲王羲之学习书法，并一生钟情于书法，他以草书见长，但对楷书、行书也非常精通。

王献之是个很有创新意识的人，在他之前，草书的样貌大多是瘦劲遒拔，字与字之间彼此独立，连绵较少。而王献之则开创性地加强了纵势的连贯性，极草纵之致，那种似一笔写成的一笔书，正是他的新创，这种笔风丰润妍美、散朗多姿，在当时掀起了一股风潮。

尽管父亲是书圣，王献之并没有笼罩在父亲的光芒下，反而开创了独属于自己的书风和影响力，成就也极高。

现存《中秋帖》虽被认定非王献之真迹，但描摹的人，仍然很准确地将王献之书写时连贯纵引的特点传达了出来，字与字之间的相连极为顺畅，如“不复不得”四个字甚至串联成了一体，充分体现了王献之“连属无端”的特点。

（六）

因此《中秋帖》历来被认为极具艺术价值，曾经为宋代宣和、绍兴内府，明项元汴，清内府收藏。

它尤其受到乾隆帝喜爱，曾藏于著名的三希堂，被称为“三希贴”之一。另外两件稀世珍宝，分别为东晋王珣的《伯远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几乎每年中秋都要借着《中秋帖》，来进行文艺活动与君臣互动；《中秋帖》既承担了艺术功能，又成了政治工具。

[王珣行书伯远帖]《伯远帖》，晋，王珣书，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厘米，横17.2厘米。《伯远帖》是晋王珣(350—401年)写的一封信。原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爲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图源：故宫博物院

（七）

民国时，《中秋帖》由敬懿皇贵妃携出宫外，流散民间

当时，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博远帖》这“二希”，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郭世五去世后，由儿子郭昭俊继藏。

北平解放后，郭昭俊将“二希”带到台湾省，想高价出售，但由于开价过高，没能成交。郭又将两帖带到香港，抵押在汇丰银行。眼看贷款即将到期，若不能及时赎回，“二希”将按惯例进行拍卖。当时很多海外藏家都盯着这两幅帖子，一旦拍卖，将不知流向何处。

就在这时，国家出面购回，让它们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背后有上海著名金融家胡惠春的功劳：在1950年，胡惠春就曾经向正在筹建的上海博物馆捐出了268件明清官窑瓷器。这之后，胡惠春去了香港定居。

在那里，他做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帮助中国政府追回当时流散海外的王珣《伯远帖》与王献之《中秋帖》。胡惠春辗转得知“二希”抵押之事，秘密地为两帖进行了担保。

1951年，周恩来总理批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兼程南下，鉴定真伪，商讨洽购。最终以48万港元向汇丰银行赎回两件作品，同年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