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各首脑存款有多少？ 其中有一大半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人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同样尖锐。尤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各种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战争的正常进行。当前线将士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民众在国难之下苦苦支撑时，一些权贵和政治家却在安全的地区过着奢靡的生活，大发国难财。 成都，在战时成为众多流亡民众的庇护所，人口急剧增加至40多万。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城市的餐饮业异军突起，抗战时期居然发展出了近3000家餐馆，几乎每130人便拥有一家餐馆。此一现象，在战争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兀，折射出社会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均。 1940年，重庆的经济研究社举行了一场讲座，马寅初先生在此活动中严厉批评了那些在战争中寻求私利的行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顶层人物利用战争之机敛财，他们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更令人震惊的是，1941年底，当日军炮火烧到香港时，蒋介石命令派遣飞机将包括文化界重要人士在内的政要紧急撤离。 但在这次撤离行动中，孔令伟竟利用自己的特权，不仅占据了本应用于撤离重要人物的座位，甚至还排挤了包括胡政之在内的其他人。不仅如此，还因为她的狗需要座位，导致必须撤离的人无法上机。这一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谴责。 到了1943年，孔令仪在美国举行了豪华的婚礼。孔令仪的嫁妆由宋霭龄指使财政部的妇女工作队加急制作，共八大箱，这些嫁妆本应用于支持抗战的物资，但被挪作他用，用于制作价值连城的嫁妆。 妇女工作队原本的职责是制作抗战后勤物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劳动力被用来满足个人的奢华需求。 更为严重的是，孔令仪的嫁妆在运往美国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导致这些珍贵物资化为乌有。首批嫁妆未能安全送达，宋霭龄命令再赶制六箱嫁妆，对于资源的浪费视若无睹。 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批评。1942年至1943年的大饥荒期间，中原地区遭受极大苦难，多达150万人饿死，灾区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公报》发表评论，痛批此种行为严重脱节于民众的疾苦，指出用于嫁妆的资源足以支持两千名灾民一年的生活。 然而，腐败并未就此止步。随着抗战的胜利，国民党面临着接收被日伪占领区的任务，此时官员腐败的问题再次被放大。 大批军政官员被派往接收日伪产业，但接收过程中滋生了大量的贪腐行为，公然挥霍与盗窃战利品。这种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民怨，致使国民党的形象和声誉受到极大损害。 国民政府迫于内外压力，1946年7月底，国民党成立了“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在天津期间，清查团接到了多起关于刘乃沂的密告。 刘乃沂被指控在接收工作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贪污活动，例如私藏日本人小莳洋行和协盛贸易公司的大量物资，并且贩卖大量钢铁和白糖，涉及金额数千万元。清查团秘密调查了近十天后，最终确认了刘乃沂的贪污行为。 8月26日，北平行辕通过高级参谋卢济清以及其他军警官员合作，采用策略将刘乃沂引诱到兴安路临时参议会议事会场，并在那里将其逮捕。 接下来的几天里，清查团对刘乃沂的寓所等地进行了彻底搜查。从27日到28日下午，清查团在刘乃沂的三处寓所中查获了大量财物，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以上。 此外，在军队内部，腐败行为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队的腐败主要表现为武器和弹药补给中的贪污行为。根据李宗仁的回忆，即便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武器补给，也需要通过行贿才能真正到手。 例如，在第5战区，新编的王认曲师本应获得1000支新枪，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出售200支新枪来贿赂仓库官员，以确保能够得到剩余的武器。而第29集团军的总司令王赞绪，尽管持有蒋介石的手令，但因为不愿行贿，最终一支枪也未能领到。 这种普遍的贪腐现象导致军队在实战中表现不佳。孟良崮战役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场关键战役中，尽管有多个整编师在外围可以提供援助，但内圈的张灵甫将军在敌军的重压下支撑不住。 尽管他多次请求支援，但由于各级官兵更多地考虑个人和派系的安全，而非大局，结果支援迟迟未到。张灵甫在战场上的绝望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部队被视为个人财产和获取利益的工具，而非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力量。 到了1948年，蒋介石自己也公开承认党、政、军的腐败问题，但同时显示出他对于彻底改革的无力感。他在多个场合痛述自己的无奈和痛心，尤其是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上，以及后来的日记中，表达了对于党政军干部自私、无能、散漫的绝望。 参考资料：孔繁杰，王书芹著. 民国司法腐败案[M].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