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风气开放时代，盖有三：一前秦，百家争鸣；二魏晋，贤士风度；三晚明，小品文人。
三者中，最值得称道的，无疑是百家争鸣，出思想的时代比出文学的时代肯定更高大上；魏晋风度是有，只是少数几个人在士林耍酷，多数文人还是在宦海里沉浮；晚明文人出圈了出樊笼了，宦海里扑腾的很多，江湖里浪荡的不少；春秋战国有百家，魏晋时代有七贤，晚明数得着的文人就多起来了。
独立、自由、任性、放诞、作怪、浪漫、矫情，晚明文人做派，让人眼花缭乱，晚明文人的名士风度、狂士风尚、游士风俗、清士风骨与战士风格，也让人大开眼界，只是没谁统计晚明文人，想必有七十贤、七十怪、七十不肖。
都怪万历不管事
史有公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晚明其实应当从万历算起。万历皇帝先前也是蛮进取的，后来有一件事刺激了他，他要自我主张，立自己想立的太子，群臣不肯；明朝文臣嘴巴子厉害，啥子事都是鸡一嘴鸭一嘴，弄得万历“打瘪”（赌气）：不跟你们玩，你们自个玩去。从此待在紫禁城里，再也不出来，二十多年不上朝，有人总结有六不：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自顾自耍，官人也自娱自乐。“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益以日偷”。太祖建立起来的猛严官场松弛起来了，官家不管事，不是好事，却也百弊有一利，大家自由度大多了。明初，皇法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严加管制，比如服饰、车马、饮食、器用、居室都有规定，严禁僭越：“诰至：一切臣民，所用居处、器皿、首饰之类，毋得僭分。敢有违者，用银而用金，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纻丝纱罗，房舍栋梁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重锦而重锦，民床勿敢有暖阁而雕镂这，违诰而违之，事发到官，工技之人与物主，个个坐以重罪。”
管得真是太宽，连穿衣戴帽，连坐凳睡床，连颜色到尺寸，都管得死死的，不但物主罪责难逃，而是木匠、织匠、漆匠、乞匠、金匠、银匠、铁匠等技术人员也一并重罪。这些犯罪，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犯人，一个是“事发到官”，现在万历不管官，官也懒得管事，这些事都没谁来管了，事发不到官了。
弹簧压得有多紧，弹起来就有多高。明朝当初管制有多严，后来管理就有多松弛。官人带头乱搞了，徐阶、张居正等阁臣，“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衮龙”，皇上专用龙袍，臣子也穿起来上朝退朝，上班下班了。当年江西星子县有三户人家，端午赛龙舟，造了一条雕刻龙的龙舟，被治罪问斩；到了晚明，“驵侩庸流，幺幺贱品，亦戴方巾，莫知禁厉，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打破了陈规，得风气之先的文人，自然来领先社会时尚。有张献翼，“身披彩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不穿内衣内裤，就摘一片荷叶菊花遮体，绯巾者，本是战俘服饰，开了万人会后要拉出去枪毙的，这家伙就这样大摇大摆，穿街走巷。又有田艺蘅，“常衣绛衣，挟二鬟，游湖上，逢好友则令小鬟进酒，促膝谈谑。时时携内人游遍诸山，偶日暮，觅得一驴，与内人共跨入城。”一个大男子汉，从上到下，穿红衣红裤是什么造型啊；还带着老婆到处跑，一起骑驴，十里长街招摇过市。
到了晚明，许多人是到处蹭吃蹭喝。有王伯稠，写得一手好诗文，这家伙不科举，不经商，家里不煮饭，看到谁家饭熟了，看到谁家红白喜事了，他走过去，一屁股坐起，端起饭碗就伸筷子；百善孝为先，邓鹤不管，跟着一个叫赵真吉的人到处游学，过家门，其儿女扯他衣角喊爸爸，他头也不回，七十多岁的老爹来喊他，他也不回头，走人；丰坊是大文人，却以使粗耍狂为风度：“片语合意，辄出肺肝相啖，睚眦蒙瞋，即援戈矛相刺”，美丑观与主流反着来，“或誉嫫母为婵娟，斥兰荃为茨菉，旁若无人，罕所顾忌。”主流向东，他偏向西；晚明很多文人，就是这样与世界拗着来。
士人都在说“童心”
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李贽偏着头问：“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偏着头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那么人之心是什么？“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失却了真人的是什么人？“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
现在来看李贽之论，无甚奇处，在明朝，却是石破天惊的。他针对的是孔子之说、孟子之说、程颐之论、朱熹之论。李贽的童心说，承继王阳明的心学，却是更大胆，直接向理学猛烈开火。朱熹主张的是，人人都得按天理活着，天者，孔圣人也；李贽主张的是，人人可以按内心活着，内心者，自己之心想也。
李贽先前还做官，虽然有些离经叛道，到底不敢太出格，出大格，后来他弃官，专门办学了，“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只相信自己内心，“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听李贽讲座，跟李贽上培训班的，粗粗统计有二三千人，有名有姓者有五百来弟子，李贽虽然并不近女色，他有洁癖，但对道学先生是不屑的，他上课，若是来者穿戴整齐如公务员，他常常挥手，去去去，“此时不如携歌伎舞女，浅斟低唱”，学生带了女朋友来听课，他很高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做伴。”李贽起心生长反骨，现在看来，不免有些矫枉过正。
李贽有很多女学生。在麻城削发为僧后，李贽曾经带着一帮女弟子，去一位寡妇家教化，也化缘。他跟一些有品位的阿嫂阿婶，通信往来，谈天聊佛，把师生交谈的内容整理成书，起名《观音问》。在李贽这里，能跟他对上话的，都是女菩萨。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其中有一个谁也不能违反的天条，男女授受不亲。李贽偏不管，偏要拧着理学来。
晚明很多官僚，都是李贽弟子，李贽的铁粉里，有四个总督，一是刘东星，曾任河道及漕运总督，俩人结识于武昌，刘即拜李为师，曾有流氓来围攻李贽，刘以行政力量保护李贽；二是梅国桢，不仅自己信服李贽，还让女儿梅澹然跟李贽学习，有人诬李贽与他女有染，他根本不信，反而把李贽接到任所，做客讲学；三是汪可受，四是顾养谦，都是李贽粉丝，都支持李贽，信服李贽。
李贽学界与文坛弟子自然更多，公安三袁之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都是李贽粉丝，李贽在麻城，三袁特地去聆听教诲，“庚寅（1590年）春，止于村落野庙。伯修（袁宗道）时以余告寓家，入村共访之。扣之，大奇人。”三袁开创的性灵学派，承继了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入职又辞职、辞职又入职，也是按照“童心”来生活的。
自称“真人真龙真品”的晚明文人汤显祖，他创造的“情至说”也跟李贽童心说有血脉关系，他很羡慕袁宏道与李贽师生情谊，“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汤显祖辞职遂昌，以粉丝身份在临川拜见李贽，相见甚欢，相谈甚惬；李贽每书出版，他都要托朋友给他买一本，“有李百泉先生(李贽别号百泉)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读了之后，更是茅塞顿开，“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李贽追求个性独立，追求人格独立，追求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他的直接学子与间接学子，如一粒粒种子，散播在晚明大地上，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李贽的影响力大矣哉，晚明文人个个都有个性，人人都有区别度，“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只是，思想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往后流，都会形成上中下流，得精华者精神高蹈，得糟粕者皮相低走。晚明文人形形色色，品相佳与品相差者，共同构成了晚明文人群像。
当官不成买卖在
“刘绘，字子素，一字少质，光州人。祖进，太仆少卿。绘长身修髯，磊落负奇气。好击剑，力挽六石弓。举乡试第一，登嘉靖十四年进士。”中了进士后，刘绘仕途有起有伏，起多于伏。他是直臣，以敢谏而得罪首辅夏言，出任重庆知府，重庆任上没干多久，写了一封辞职信，回乡下了，“而言再入政府，属言者论罢之”。发了狠誓，若我再来当官，你们砍断我的脚。
说狠话，干猛事，刘绘还真是李贽信徒。果然再也不曾入仕，“家居二十年，卒。”
刘绘是循吏，更是廉吏，他乡居二十年，怎么过日子呢？刘绘回河南老家，当起了养鱼专业户，“浚治陂地，种鱼十万头，堤树千章，尽有蒹葭、茭耦、牛羊、豚豕之利。”刘绘科学养鱼，搞起了多种经营，把养鱼相关的产业都做了起来，不仅如此，刘绘“责童易盐鬻马，课其入息”，养鱼外，还经营盐业，经营马业，经营银行业。
刘绘不为良相，便为良商。刘绘到底文人出身，没有忘记其文人身份，当老板之余，“绘工诗文”，有《嵩阳集》《通论》40篇和诗、赋、序、记等20卷流传于世。
刘绘不是晚明第一个下海吃螃蟹的。“苏之昆山有节庵方翁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家朱氏居。”文人娶了商家女，不奇，奇的是他竟然入赘，文人倒插门，需要胆气与勇气的；更奇的是，方麟继承岳父事业，不再科举，专事经商，经商富后，广施仁义，大搞慈善，大搞文化，“翁既老，日与其乡士为诗酒会。乡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异”。
方麟弃官从商，弃文从商，思想家王阳明对方麟赞赏有加，特地给他做《墓志铭》，借方麟阐发其思想：“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之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工商，来是平等的，但古人把士位抬得太高。王阳明石破天惊，把士与其他三民等量齐观，这思想在之前是行不通的。
到了明朝，商业兴起，很多士人根本就不去就仕。如果仕与商不兼容，弃仕而商，仕与商可兼容，既仕又商。何心隐是明朝一位大思想家，还是一个大商人，有丰富的从商经验，有人来向他请教从商之道，心隐授以六字诀：“买一分，卖一分。”又授四字诀：“顿买顿卖”，按何老板秘诀，“起家至数万”。
晚明文人发展路子宽。冯梦龙自己著书，自己刻书，自己卖书，以文养文，成一代名家；李渔成立家庭戏班，带领一班子老婆明星，四处走穴，四处演唱，四处打秋风，生活过得相当安逸，活色生香；富家公子余怀买枪抗清，买舟乐游，脱离了自古仕途一条道。冯梦龙说他的时代，“一品官，二品贾”；凌濛初说，不止于此，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者。”晚明不只有从仕这一条路，处士、名士、狂士、隐士、俗士、雅士乃至嬉皮士，异彩纷呈。
正是万历的“懒政”，李贽的“童心”和明末的“富庶”三合一，造就了晚明的士风。（责编：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