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宇

《君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王瑞来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宋代欧阳修撰写的王旦神道碑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七月，天下出现蝗灾，宋真宗以示心诚去玉清昭应宫开宝寺灵感塔焚香祈祷，又禁宫城音乐五天，然后派人去郊外捡来死蝗虫，表示其行为感动上天，督促百官进贺。

祥瑞、神迹、天人感应是宋真宗乐此不疲的游戏，皇帝是真相信自己有感动上天的能力，皇帝一演百官一捧，个别卖力戏多的官员还能得到额外的嘉赏，这种君臣其乐融融的虚假带来的是对问题的回避，和皇帝自我的膨胀。但有人偏不许。当死蝗虫递到了当时宰相王旦的面前，王旦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事实掩盖灾害的做法，小事玩也就玩了，这种抗灾的大事怎么能麻痹儿戏，当朝宰相不参与，这让宋真宗颇为扫兴，后面的环节也进行不下去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过了几天，蝗虫席卷重来遮天蔽日，宋真宗说道：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邪？因为宰相王旦的拒绝，避免了宋真宗的尴尬。

王旦敢忤逆上意，有宋真宗的宽容，还有前任有着“圣相”美誉的李沆所打造的君臣关系模板。李沆在其任上找出了制约皇权的办法，这种君臣之间互相制约又互相扶持的平衡，在宋朝时常出现，这也促使士大夫政治在宋代飞速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世无法企及。

与以往朝代相比，宋代科举制度的空前繁荣，使得大量寒门子弟得以通过这一途径步入仕途，他们不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坚力量，更是迅速凝聚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高官到乡村学子，他们不仅削弱了君主的直接行政权力，更让士大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实现了君臣共治的新格局。

历史学者王瑞来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宋神宗时期文彦博的名言为开端，用《君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这本书，以宋真宗朝为论述重点，通过剖析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士大夫群体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力求展现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上皇权问题的一次总体观察。

无论是之前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平庸的宋真宗为什么会成为研究对象？在他看来，宋朝自开国以来，宋真宗是宋代历史上第一个以正常方式即位的君主。宋朝的各项制度也基本上在这一时期定型，宋代特有的新型士大夫政治也是在真宗一朝登上历史舞台。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这五位宰相，作为士大夫政治的代表，几乎主宰了整个真宗朝的政治运作。王瑞来就是要从他们的政治活动，从君臣关系的视角看待士大夫政治如何左右皇权，并逐渐形成规模的。

书中分为六章，分别研究了贯穿其间的五个宰相和一群作为宰相预备队的翰林学士。王瑞来集中精力挖掘并使用这二十六年的全部史料，带着问题溯源，对他而言最大的考验是不能回避客观事实，因为无论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的事实，王瑞来都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能只是选取对自己有利的史料和史实，只有全面地梳理逻辑合理解答，才能让他的论述更加有说服力，适用于这一时期任何事件。

宋真宗自从做了皇太子，就一直充满着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来自他的父亲宋太宗的多疑与心胸狭隘，他作为宋太宗的第三子，两个哥哥，一个疯掉一个早亡，不得已的情况下真宗成为太子。虽然太子是宋太宗自己立的，但只要人心向着太子，宋太宗就担心他会威胁到自己。对于潜在的皇位继承者，无论是宋太宗的弟弟赵廷美还是宋太祖的长子赵德昭，都被宋太宗威逼而死，在这样的皇帝之下当太子可想压力得有多大。

当真宗做了皇帝后，被废的危机感虽然没了，但是他的帝师李沆又向他灌输另一种危机感，就是江山受到北面契丹侵略的危机感。李沆常常以强敌压境为由，引导真宗关注民生国计，强化他的忧患意识。这也使得皇帝依赖宰相与执政集团，期望集体做出抉择，而害怕自己的独断造成了国家的灾难。这种强化君主危机意识的做法，在后世的士大夫阶层中被不断加强，无论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不断加强危机意识对政治的影响。在天人感应、祖宗家法之外又给皇权套上了第三层限制，抑制皇权带来的个人膨胀。

宋代的政治运作是典型的君臣合作，这种合作更多的是在以宰相为首的官僚层主导下的合作。书中将政治主导归于宰相而不是皇帝，那是因为在名分上皇帝是金字塔的最顶端，但自古以来，政治家们摸索出了一套软的和硬的限制皇权的理论，在宋代运用到了巅峰。皇帝也常常搅入士大夫阶层，通过权力互相制衡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王安石搞不明白，受到宋神宗青睐的新法和他本人，永远都会受到旧法派的阻拦，皇帝似乎永远都在犹豫。

这套限制皇帝的规则大臣给皇帝用，皇帝也有一套玩法返给大臣们，这也让宋代的皇帝看起来平庸没有主意，远不如那些名臣奸佞们突出。奸臣要比昏君更加有名，所以相比后世帝王的武断决绝，宋代的皇帝无疑名声相对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