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量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量的总和，其中广州十三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依靠垄断贸易权，扮演了重要角色。后者独占中国的茶瓷贸易近70年，成为当时知名的贸易寡头，反观前者，经营日渐式微，沦为附庸。究其原因，令人唏嘘。
先天不足
有需求就有市场，只是东西方建立贸易关系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18世纪，中国的茶叶、瓷器、生丝和丝织品等商品畅销欧洲。1600年12月31日，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旨在支持本国商人与他国商人展开商业竞争，此后的258年间，公司铸造货币、组织军队、发动战争、建立殖民地，借此达到垄断贸易的目的。
与英国不遣余力扶持东印度公司相比，清政府的态度很“超然”。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宣布保留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指定广州十三行作为唯一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业组织，主要从事“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
清政府对中国商人的经济利益不屑一顾。军机大臣庆桂认为十三行和外商锱铢必较，有失“天朝”德威，“更恐总散各商，倚官恃势，串通一气，尤难保无垄断居奇，贱买贵卖，苦累夷人之弊。”在“加惠远人，抚育四夷”的朝贡贸易思维主导下，十三行只是通过对外贸易赚取利润的工具，还是抵挡海外贸易冲击中国市场的滞缓器。东印度公司的“主动扩张”和十三行的“消极防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立之初，十三行明显底气不足。
组织松散
不同的经商策略，催生各异的组织结构。东印度公司的成功离不开出色的顶层设计。它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贵族、政客和商人等217人投资68373英镑成立。女王规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出于保护投资人的目的，女王还授予公司特许状，承认它在好望角以东和麦哲伦海峡以西的贸易垄断权。特许状规定董事长由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和股东会相互制衡，彼此约束。这一模式意味着股东是公司名义上最高权力人，股东盈利是公司的最高准则。
另外，公会没有统一的财政权和经营权，运作模式类似于松散的行会组织，无法真正制约和助力行商的经营。1813年，粤海关监督德庆在奏疏中指出：“而不肖疲商于夷船进口时，每有私向夷人私定货价，情愿贵买贱卖，只图目前多揽夷货，不顾日后亏损。”行商的不正当竞争与公会行约中“各行商应对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的规定背道而驰。十三行家族式的组织结构，不利于自身的壮大，也不利于行商整体的发展。
经营乏术
面对多变的市场，应该积极调整经营模式，占据竞争优势。1775年到1795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出口货物和白银3150万两，进口货值达5660万两，贸易逆差达2510万两。为了弥补赤字，东印度公司以转口贸易、以货易货、汇兑金融等方式，极力缩小贸易亏损。
1820年，公司默许向华输入印度产的棉花和鸦片，并且逐渐占据贸易主流。在清政府明令禁止鸦片的情况下，东印度公司阳奉阴违，仍然怂恿散商从事鸦片走私。鸦片的泛滥，促使双方贸易迅速失衡，东印度公司逐渐扭转颓势，中英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
值得一提的是东印度公司还掌握着一支军队。1750年，公司军队只能3000多人，此后迅速增长，1763年到1805年，军队规模扩大了8倍。据当时的《英国卫报》报道，公司军队拥有26万人，数量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这支军队和葡萄牙、荷兰、法国等争夺殖民地，经验丰富，战绩显著。
十三行在经营中，购销时间长、清偿能力弱，暴露出资金不足的弱点，只得采取收取预付款的方式维持经营。《剑桥中国史》剖析：“从英商得钱（预付款）愈多，行商在下一年度要提供的茶或丝的份额愈大，而抛售那些原本就没人愿意要的毛织品，又会损害行商的清偿能力。到头来，结果只能是行商越来越依赖东印度公司。”1771年到1839年，37家破产行商中，资金链断裂有20家，占54%。呆板的经商模式，十三行如陷泥潭，难以自拨。
时局变化
鸦片战争的爆发，掐断了十三行的生命线。1840年，英国借口林则徐虎门销烟，组成了47艘战舰和4000名军人的远征军，公然发动战争。远征军横行东南沿海，频挫清军。1842年，清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 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 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同例, 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 无论与何商交易, 均听其便。”十三行丧失了垄断地位，彻底退出了和东印度公司竞争的舞台。
十三行是清政府应对海外贸易的产物，贡献了清朝年税收总额的40%。不过，清政府以税收、摊派、勒索、捐输等名义，破坏十三行“造血功能”，同时，在贸易纠纷中，清政府厚此薄彼，保护外商，打压行商，造成十三行“失血过多”。最终，积重难返的十三行“双拳”难敌东印度公司的“四手”。事实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东印度公司明显做得更加到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