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地名,大有来头

华舆 2024-09-12 14:40:38

“各处街道,均有定名。惟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又东西长安门之一段,及长安门外之东西两段,迄无一定之名称。”

“今拟将……自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统名为东长安街;自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统名为西长安街。如蒙採择,即请饬下公安局,遵照办理。”

在北京市档案馆里,一份编号为“001”的档案显示(待确认),1928年,时任工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向北平市长呈递建议书,为东西长安街定名。

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历时近100年,它们带着呼啸而过的历史车轮印迹,融入每一个北京人的日常生活里。

地名,不同于表现时间凝止的文物古迹,只要有人一代代传承,它就会如空气和水一样,活在这座城市中。

▲红日从长安街最远端地平线冉冉升起。(图片来自北京日报)

纲维有序

长安街,自永乐迁都以来已有600年历史,寄寓着“长治久安”的愿望,是政治中枢的象征。

中轴之纵,长安一横。一座拥有坐标轴的四方城,对称的地名,分列南北西东。

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单,西单;东华门,西华门……

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的书面文件上,包括中轴线、长安街一段在内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存在大量东西、左右等对称命名的方式,“它们不仅是都城严谨方正布局的重要体现,也烘托着煌煌都城、纲维有序的庄重氛围”。

这种规制,已延续成百上千年。

嘉靖三十二年(1553)后,京城轮廓虽然由“口”字形变成了“凸”字形,但整座城仍旧以“永定门”至“正阳门”所在的中轴线为基准,“左安门”与“右安门”,“广渠门”与“广宁门”(清道光年间改为“广安门”),“东便门”与“西便门”,分别构成东西对称的格局。由此衍生出广安门内外大街、广渠门内外大街、左安门内、右安门内等对称命名的街巷名称。

北京地名的来源有很多种。衙署,曾作为这座王朝都城的命名来源。其中,有专门服务于皇室的机构,如与北河沿大街垂直的织染局胡同,附近南北走向的钟鼓司胡同,与西安门大街垂直的惜薪司胡同(现惜薪胡同)等。

也有以中央行政机构定名的。如与府右街垂直的太仆寺街、和丰盛胡同平行的兵马司胡同等。

还有一些地名来自顺天府地方行政机构,如京畿道、与复兴门北大街垂直的学院胡同等。另外,一些地名曾以公侯官员命名,体现了北京公侯汇聚的都城特色。

这些古老的地名,会对如今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东单和西单,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了彰显帝都辉煌,明朝时期,崇文门大街、宣武门大街与长安街相交的地方,各立起一座四柱三间冲天式独栋牌楼。

东面崇文门大街与长安街相交的牌楼额曰“就日”,宣武门大街与长安街相交独栋牌楼额曰“瞻云”,同样取自帝尧的传说。

两处匾额,意在颂扬君主德行,如日之照临,百姓欣然趋就;如云雨滋润,人人仰望恩泽。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就日”“瞻云”似乎过于深奥。为了称呼方便,人们按位置将这两座牌楼称之为“东单牌楼”“西单牌楼”。日久天长之后干脆简称为“东单”和“西单”。

▲19世纪90年代时的东单牌楼。(图片来自北京日报)

民国以后,东单、西单牌楼,东四、西四牌楼陆续被拆除,但东四、西四、东单和西单的地名还是保留了下来。

“这也是地名的一大魅力。实物的文化遗存难以保留,传统地名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当实物遗存消失后,地名就成为了区域悠久历史的最后见证。”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相关负责人说。

大俗大雅

有人说,北京的地名,雅。

确实。百花深处、灵境胡同、金台夕照、杨梅竹斜街等流芳百年,至今为人称颂。

北京的地名,是中国悠久城市建设历史的伟大实证。作为中国传统营城理念和建造手法的集大成者,北京地名带有浓厚的历史人文色彩,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例如在明迁都到北京之时,为了制造和存储城市与宫殿建设需要的木材、砖瓦、琉璃等建设材料,北京曾设置琉璃厂、台基厂等“大五厂”。

如今,和东长安街垂直的台基厂,和距离西长安街约1公里的琉璃厂各有耐人景色,它们不仅为北京城的营建提供了骨肉和筋脉,也刻印京城发展的历史沧桑。

如今,我们仍旧可以看出,明北京城的街巷胡同,在东、西长安街以北者,大多数继承了元大都时的格局。

“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据元末《析津志》所载,火巷与衖通就是既起防火作用、又有通行功能的胡同。

无论是《丽春堂》中的“似锦胡同”,还是《玉壶春》里“花胡同画眉”,元曲中的胡同,都牢牢标记着这些地名的起点。

如今在老城内,已确认源自元大都的胡同地名,有两处。它们传承700余年,见证了历史风云变幻,被誉为“北京胡同之根”。

其一,是西城区的砖塔胡同。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第一折中,有“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的一句戏词。

▲砖塔胡同万松老人塔。(图片来自北京日报)

砖塔和砖塔儿有何区别?其实,它承载着北京话里的儿化音。

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记载了井儿胡同、安儿胡同、杨刀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等众多带有儿化音的地名。专家称,儿化音也是促成北京地名出现一大地域特色的要素之一。

另一个,则是东城区的史家胡同。元曲《岳飞精忠》楔、白:“胜的着他帅府里就挂元帅印,输了的都罚去史家胡同吃把把(巴巴)。”

▲史家胡同。(图片来自北京日报)

有人说,北京的地名,俗。

确实。饽饽房、麻花胡同、羊肉胡同、大小绒线胡同等源自明清时北京城里的大量地名,主要是居民根据地物、名人而起的街巷胡同名字,后流传开来。

还有一些地名,是以胡同形态特点和所处环境特征命名的。在大栅栏杨梅竹斜街西段,原有一条胡同因长度太短,被昵称为“一尺大街”;与之类似,崇文门外原有一条“一跑胡同”,当地人回忆称是说是因为胡同较短,“一跑就到”,由此得名。

“这类地名看起来很俗,但充满了生活气息。说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记起来牢靠,用起来方便。”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赓续传承

大国都城,海纳百川。从时间轴上看,时代的烙印在地名上也有诸多反映。

清末民初,在长安街附近,执政机关将勾栏胡同改名为“民政部街”,石大人胡同改名为“外交部街”,灰厂街因在总统府右侧而更名为“府右街”。

抗战胜利后,为纪念抗战英烈,北京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南沟沿改为佟麟阁路、北沟沿改为赵登禹路,成为抗战精神的重要象征。

细说起来,地名演变的历史,有不少故事。

1928年7月13日《顺天时报》载,当时认为“北平市地名,多有含蓄帝制作用者,如王府大街、内官监、司礼监、学院、按院等巷,以及大高殿、帝王庙、宗人府等,亟应从新更改地名。至于帝王时代之各种仪典,亦一律不准再用,以期根本铲除帝制之风云云”。

辛亥革命后,尤其1928年前后,民国政府将地名作为教化工具,充分施展发挥命名权,对街巷地名进行了一系列更改,如“牛蹄胡同”改为“留题胡同”,“牛犄角胡同”改为“留题迹胡同”等。

一本由多田贞一在1986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统计:“北京从民国以来,地名的改订大约达到三百以上。”

但更改还需要继续。

1956年9月,市民李宗泽、刘志方致信《北京日报》,提出“给重名的胡同换名字”的建议。

“据我知道,扁担胡同有十个,椿树胡同有七个,口袋胡同、四眼井、后坑也都在五个以上。”

“北京有四个冰窖胡同,我家住在地外冰窖胡同。我常收到迟到的信,信上贴着试投的条子,有时贴着两三张,就是说到别的冰窖胡同投过好几次了。”

更替,伴随着为新中国成立的新街道命名而发生。

1958年11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出通告,公布97条道路名称。这其中就包括由天安门广场东口往东至建国门的东长安街,由天安门广场西口往西至复兴门的西长安街,由日坛东侧往南至秀水南街的日坛东路,由日坛路往东至使馆区东端的秀水北街和秀水南街等。

自1964年起,北京市又用了一年多时间,进行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各条街巷逐一考评,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

据1966年《北京市东城区街巷名称录》《北京市西城区街巷名称录》的统计,当时北京仅内城地名调整就涉及街巷1454处,其中东城663处,西城791处。

消除重名的同时,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街巷名称出现,如北京站街、美术馆东街、红岩胡同、红星胡同等,“展现了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面貌”。

▲老北京胡同古朴美观。(图片来自北京日报)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地名。

2004年,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会长、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主席刘保全说,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

时代洪流中,有些地名消失过,也重现过。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地名普查工作中,北京市对全市地名资源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并形成地名志、地名图、地名录。

有些地名,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进入被保护之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里,就明确要求“保护一千余条街巷及胡同名称”。

而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中,也提出要保护“传统胡同、历史街巷和传统地名”。

于是,核心区首批598处地名被纳入保护范围,第二批也已经初步筛选出513处传统地名列入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6号决议曾提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制定地名保护名录和申遗是有效的保护方式。在北京,凡列入保护名录的地名禁止随意更改。而尚未纳入保护名录、且初步确认具有保护价值的,应当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并按规定流程将预先保护对象纳入保护名录。

绳其祖武,垂裕后昆。千年之后,行走在长安街上的人们,仍能经过西单、东单,享受这份赓续传承的文化遗产。(完)

作者/耿诺

来源:“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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