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读者与社会：工人、女性与农民》，[英]马丁·里昂（MartynLyons）著，张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4年5月，332页，66.00元

我们常常会在读史的时候发现若干古今之间的“合辙押韵”处。例如，那些为今人花太多时间在短视频上而痛心疾首者，或许就与那些对底层阶级读了太多书而感到忧心忡忡的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跨越时空的共鸣。他们都担忧“劣质”甚至“有害”的信息使人们走上歧路，因此试图在信息层面上引导社会各阶层服膺于当时的主流文化，或者借用葛兰西的概念：“文化霸权”。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控制的对象从印刷品变成了流媒体而已。以信息控制的方式建立“文化霸权”自古以来就是统治学的核心技术之一，就算是秉持“有教无类”思想的孔老夫子，也会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尽管孔子此言是否真的反映了“愚民思想”尚有争议，但无疑呈现出了一种精英-大众的二分法结构。文化精英阶层负有责无旁贷的引导之职，而大众则有配合、服从或抵抗的选择余地。这种控制、服从与反抗之间的张力，就构成了上述“合辙押韵”中相似的“辙宽”与“韵脚”。

马丁·里昂在《19世纪法国读者与社会：工人、女性和农民》中，为读者呈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围绕着阅读这一媒介而产生的控制、顺从与反抗。如副标题所示，作者选取了工人、女性和农民这三个于19世纪才踉跄着进入印刷文字阅读领域的读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代表着“文化霸权”的资产阶级如何引导他们“正确地”阅读“正确的”书籍，以及这三个群体对资产阶级“驯化”的遵从、反抗，以及主体性的发现。

产业工人随着19世纪法国社会的快速工业化而成为具有政治重要性的阶级。如何引导工人避开各类激进主义的诱惑而遵循资产阶级的“美德”，成为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眼中的当务之急。诸如“富兰克林协会”“教育联盟”等由社会贤达组成的社团，以及愿意在工厂内设置小型图书馆的开明资本家群体，积极地承担起了将工人阅读引导进“安全”航道的责任。由地位较高而相对保守的手工业者组织的工人报纸，如《工厂报》，也尽可能地避免对资本主义的体制性批判，反而鼓励它们的读者多去了解法兰西民族的光荣历史与过去的高雅文学典范。即便是由劳工联合会自治的工人图书馆，也因为不得不寻求政府的赞助和图书捐赠，而使不少赞颂极端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样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作品摆上了工人们的书架。

资产阶级以上述方式在文化领域各层面实践着精巧的社会控制术，然而工人阶级却未能如其所愿，自觉地以富兰克林为榜样遵从勤勉、自律和上进的资产阶级美德。图书管理员发现前来借书的工人要么沉迷于被资产阶级认为是“虚掷光阴”的通俗小说阅读中，把“严肃的”阅读当作宝贵闲暇时间的消遣；要么就是不可避免地从批判性阅读中成长为社会主义的信徒，加入一次又一次让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革命大潮中。通过那些尝试着书写自传的工人留下的文字，马丁·里昂为我们呈现出这些尽管只拥有“拼凑的文学知识”，但依然努力自我表达的自传作者的内心世界。即使他们的文字质朴无华，却无疑描绘了一个阶级对自我解放的渴望与可能性。

马丁·里昂以阅读为中心，为读者呈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控制技术与反抗手段。南伊利诺伊大学的詹姆斯·阿伦（JamesSmithAllen）在针对本书的评论中指出，“当文学活动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控制的中心特征时，这些文化-社会性对抗就会发生”（JamesSmithAllen,“BookReviewonReaderandSocietyinNineteenth-CenturyFrance:Workers,WomenPeasantsbyMartynLyons”,Libraries&Culture,Vol.38No.1[2003],pp.74-75）。马丁·里昂的讨论似乎在“文化”和“社会”这两个维度上存在比例失调的问题。换句话说，马丁·里昂眼中的阅读行为似乎被局限在双手捧着书观看，或是工人在工作时聆听朗读而已。但事实上，阅读应被视作更广泛的社会实践过程所支撑起来的“冰山一角”。

从物质层面而言，书籍的生产、流转与销售、市场与价格、图书馆的空间分布与布局，乃至于照明设施之类协助阅读的技术条件，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工人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后闲暇时间的增长、以读书为目的形成的自治团体的组织与运作，以及这些组织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之间联系互动等话题也值得继续深挖。例如在讨论《工厂报》或工人自治的图书馆时，理应了解其组织架构，谁组织、谁参与，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谁出钱，如何使用这些经费？这些内容相当重要，但作者却并未过多着墨。

或许有人会认为，上述内容超越了“阅读史”应当关注的范畴。但马丁·里昂全书的问题意识就在于资产阶级对“危险阶级”的控制，那么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工人阶级缘何是“危险的”，难道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的激进思想吗？马丁·里昂在书中提到，工人阶级的阅读并不必然倾向于激进主义，反而有不少人接受鼓励，阅读法兰西民族历史和高雅文学的典范作品，或干脆沉迷于庸俗的小说之中。就算是倾心于社会主义者，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仍有一道鸿沟，象征着从毫无战斗力的“原子化”个人，到真正能够动摇社会结构的坚强组织之间所需要跨越的障碍。换句话说，真正让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并不是纸面上的文字或是在工人阶级头脑中形成的各类“旁门左道”，而是工人通过阅读这个契机而形成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成员生活和工作遇到困难，以及在罢工过程中，彼此应援。只有在犹如“凝结核”一般的天才组织者的运作，和金钱与资源的支撑下，那些工人头脑中的思想才能化为真正威胁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力量。马丁·里昂笔下描绘的作为“文化中介人”的工人知识，显然缺少了他们作为组织“凝结核”与资源收集者方面的讨论。

马丁·里昂对自传文本的重视尽管在探讨工人阶级的阅读和反抗时稍显不足，但是在论及女性阅读时，则以其动人的内心世界描绘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的罗伯特·吉德（RobertGildea）和圣路易斯大学的莎拉·柯蒂斯（SarahCurtis）都赞赏马丁·里昂在使用个体案例呈现阅读的感性体验方面的独到视角（RobertGildea,“BookReviewonReaderandSocietyinNineteenth-CenturyFrance:Workers,WomenPeasantsbyMartynLyons”,TheEnglishHistoricalReview,Vol.117,No.473(2002),pp.925-926;SarahA.Curtis,“BookReviewonReaderandSocietyinNineteenth-CenturyFrance:Workers,WomenPeasantsbyMartynLyons”,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107,No.4(2002),pp.1304-1305）。马丁·里昂将资产阶级对女性阅读的忧虑具象为“包法利主义”，即用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的阅读经历，典型化那些易受文字煽情而走上歧路的女性。这显然是一种父（夫）权制视角下的建构，并且与维多利亚时代较18世纪更为保守的道德观念形成同时代的国际“同调”。在此观点下，女性被视为资产阶级男性气质的对立面：非理性、感情用事，乃至于歇斯底里。因此，女性的阅读和工人一样，需要严格的控制与监视。对女性阅读的监控一方面可视为一种商业运作，出版商敏锐地捕捉到了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读者市场，推出了诸如《为女士挑选之书》和《基督女性之书》这样具有高度针对性的产品；另一方面则自然是来自男性家属紧张而焦虑的“凝视”。马丁·里昂借埃莱娜的故事，生动地呈现了她的阅读经历，以及她与女性友人以及不被认可的“情人”之间的通信，如何遭到了父亲和兄长的严密监控。这种监控是资产阶级文化霸权之末梢在家内空间的实践，而缺乏同侪奥援和公共空间的家庭妇女，则比工人群体更为脆弱。尽管也有露易丝·韦斯这样成功地在女性老师的帮助下通过教师资格会考、开启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功案例，但是相对于无数沉默而没有留下过只言片语的女性而言，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很难避免“幸存者偏差”的指摘。这也同时体现出个案分析的局限性。

在女性阅读个案的选取上，马丁·里昂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疏失。他介绍了许多女性作为妻子和女儿的女性的阅读经历，但唯独缺少作为母亲的女性如何以阅读为媒介教育后代的案例。如果把眼光投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女性史研究者已经关注到女性在新生的共和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是所谓的“共和母职”（republicanmotherhood）。尽管女性在早期美国同样不能像男人一样主持公共生活，但是许多启蒙主义者非常重视对女性的教育，因为她们需要维系私领域的道德。她们获得教育后，通过阅读习得的共和美德，指出并矫正丈夫的过失，并将后代培育为优秀的爱国者。正如琳达·科贝尔（LindaKerber）在她的文中引用的评论：“只有美德凯旋，自由才得以保证……女性在维系国家的美德时，男性则维护国家的独立”（LindaKerber,“TheRepublicanMother:WomenandtheEnlightenment–AnAmericanPerspective”,AmericanQuarterly,Vol.28,No.2,SpecialIssue:AnAmericanEnlightenment(1976),pp.187-205）。那么法国的女性又是如何在19世纪法国的复辟-革命-帝制-共和的循环往复中自处的？她们如何看待自己丈夫，又如何通过阅读教育自己的后代？马丁·里昂关注到了工人阅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却将女性阅读限缩于家庭与私人的情感体验中，这既有可能是因为史料的不足，但也确实是他思量不周之处。女性阅读和共和主义的关系是启蒙与革命的社会遗产，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德拉克洛瓦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出现的那位高举法兰西三色旗的女性，她平时会读什么书？

有关农民阅读的探讨篇幅最短，马丁·里昂主要借此讨论了城市的“高级文化”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以及地方文化的式微。印刷文化对乡村的渗透首先要归功于云游各处的流动商贩，他们给农民带去了实用的历书和教义问答、通俗小说，以及城市里流传的那些激进的政治主张。随着铁路和公路的普及，原本仅在城市流通的报刊也随之深入农村。不过马丁·里昂并没有详细讨论这些报刊在农村地带造成的影响，这也印证了莎拉·柯蒂斯对作者在报刊和小册子的利用上有所欠缺的批评（Curtis,“BookReview”,pp.1304-1305）。尽管当时的法国政府确实有一些管控农民阶级阅读的举措，但农民在政治上的危险性远不如城市中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工人，而尚处于欧根·韦伯（EugenWeber）所谓“从农民到法国人”（PeasantsintoFrenchmen）的转变过程之中。因此，官僚和知识分子在农村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广泛存在的“巫术”和“迷信”。然而，在启蒙主义者眼中落后与愚昧的“迷信”，实际上同人类学家眼中宝贵的“地方性知识”仅有一纸之隔。尤其是在布列塔尼或法国南部奥克西塔尼亚、阿基坦等具有独特文化的区域中，“粗俗”的土语与被视作“迷信”的习俗，实际上正是抵抗来自法兰西岛的“高级文化”殖民的“堡垒”。尽管这种抵抗在19世纪的民族国家构建下逐渐衰弱，但依旧在本乡人心中最隐秘的角落中占据一席之地。正如马丁·里昂在讲述普洛泽韦对祖母的回忆时，特别提到了她那本被锁在书柜中、用布列塔尼语写就的《圣徒传》。这一隐喻着宗教性、地方性知识的符号，恰与同样摆在窗台上，代表着世俗的、主流的法兰西文化的《拉鲁斯字典》形成戏剧性的对比。在此，乡村与地方性的阅读和女性阅读似乎找到了一个交会点，暗示着法兰西古老的过去正渐渐消失在现代性的高歌猛进之中。

来自农村读者对书面印刷文化有心或无意的抵抗提醒读者，哪怕是现代民族主义发源地的法国，当历史学家端详民族国家内部建构的历史过程时，还是会发现本迪尼克特·安德森那著名的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的论断在实践中充满了不协与阻力。正如热拉尔·诺瓦利埃尔（GerardNoiriel）在研究法国公民信息登记制度时指出，官僚机构设计出来的那种理性化的表格根本无法照顾到千奇百怪的社会现实，更不要说官员的粗枝大叶、玩忽职守乃至于有意的欺骗与造假造成的无穷无尽的麻烦（热拉尔·诺瓦利埃尔，《国家、民族与移民：迈向权力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93-215页）。这些现象构成了同质化民族国家想象中难以克服的“他者”，就像无处不在的绊脚石，提醒着启蒙主义者不要忘却理性本身的限度。

印刷文化与民族主义同样还面临着来自海外“他者”的竞争。罗伯特·吉德和雷蒙德·格鲁（RaymondGrew）在书评中都指出，马丁·里昂在研究中常常提到海峡对岸的英国，始终是法国资产阶级模仿与追赶的对象，这显示出他在阅读史研究中关注到了全球共时性（RobertGildea,“BookReview”,pp.925-926;RaymondGrew,“BookReviewonReaderandSocietyinNineteenth-CenturyFrance:Workers,WomenPeasantsbyMartynLyons”,JournalofSocialHistory,Vol.36,No.2(2002),pp.501-512）。但是，在马丁·里昂眼中的法国，似乎仅仅是那个位居西欧的民族国家，而全然忘记了她遍布全球的海外殖民地。英语文学的研究者早已在殖民地对母国文学和阅读世界的影响方面成果斐然。吉卜林的印度经验和康拉德的非洲冒险构成了其不朽名著的远处灵感，最终成为英语世界读者追捧的宠儿。如果那些说着英语的籍籍无名的游客所留下的汗牛充栋的游记、回忆录和信札，能够成为无数普通读者茶余饭后之消遣，那么同样可以想象，法国工人在下班后的阅读中，和工友讨论起法国在法绍达（Fashoda）与英国人的对峙，或是时运不济的马西米连诺一世（Maximilien）在墨西哥的悲剧性冒险；法国的女性读者或许会期待他们远在印度支那、西非或南太平洋服役的丈夫或恋人寄来的信中，为她们讲述充满奇幻色彩的异域故事；法国的农民或许会在夜间集会时，和邻居们探讨埃及的棉花是否能够替代美国南方的出口，或是来自东南亚的热带作物对市场的冲击。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和法国的殖民地完全隔绝的阅读世界的存在，这或许是马丁·里昂研究中最令人遗憾之处。

最后，马丁·里昂用“阅读阶级与危险的阶级”概括了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对日益成长起来的新阶级的阅读尝试的不安与焦虑。围绕着阅读的社会控制，确实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整合自身的中心环节之一。它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大众民主、福利国家、女性解放，以及1960年代资产阶级自身的文化重组一道，将曾经“危险”的工人、女性和农民转变为建制化社会体系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对保守的那一部分。而这三个群体，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知情的公民”与“行动的公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自身形成的自组织始终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推动力。毕竟，用强制性灌输建立起来的文化霸权只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这也是这本书留给今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