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近日，华东政法大学一位教授反映，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宪法学》（第二版）内，竟设置了多个二维码收费点。“一本47.8元的教材，中间设置46个收费点，每个收费点3元，总共138元”，一时引发舆论热议。

对此，高等教育出版社回应称，网络所传消息是误解，新书可以绑定免费使用，此举同时也是保护正版的一个措施。

书中有二维码不稀奇，但一本本科生的教材里有46个收费二维码，并不常见。“宪法学知识怎么这么贵啊？”学生们一句无心的疑问，恐怕道出了引发舆论争议的原因。

教材是商品，但同时也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构建主流的重任，被社会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期待，因而也是一种公共品。这也决定了，评价一本教材的水准和价值，不能只看重销量这样的商业效益，也应该关注其社会效益。

更何况，《宪法学》（第二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研究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重点建设的教材，本身获得了教育部大量的经费支持，在不同层次的高校中几乎都是优先级最高的指定教材，并不存在成本和销量的顾虑。

国家推出“马工程”系列教材的目的，是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如果给公众留下一个“挖空心思收费”的印象，或许已经和这样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换句话说，即便出版社有营收的指标和压力，无论以何种方式落实到“马工程”教材上，都是欠妥的。

根据出版社的说法，正版新书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图书封底处的防伪码免费访问增值资源，非新书的用户只能通过付费来获取，此举是为了“保护正版”。

但实际上，多数教材的使用周期较短，对要修习课程门数众多的学子来说，定价不菲的教材意味着不小的经济负担，转让和借阅已经成了普遍的习惯，真正受到影响的并非盗版用户，而是广大的二手书用户。

且不说旧教材在学生之间循环使用能够节约资源，如果所有学生都要买新书才能享受完整的知识，书籍作为知识中介的流通价值又何在？举个例子，一个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这本教材用于学习和上课的同学，他究竟应不应该享有浏览书中全部知识点的权利？

当然，也要看到，这几年出版社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一来数字化阅读逐渐普及，公众对纸质出版物的需求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二来电商平台高度繁荣，传统的出版销售模式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出版社积极转型，探索更多市场化的营销手段来实现“创收”，本质上是在努力自救，无可厚非。

问题就在于，明明有更多合理且有效的做法摆在面前，陷入风波的两家出版社却偏偏选择了其中争议最大的一种方式。

就拿为教材提供增值资源为例，目前不少出版社为读者提供了付费下载或开通会员订阅浏览的功能，但多为课件、配套习题等不影响阅读体验的内容，以维持一本教材的整体性。此前也从未听说有教材将知识点择出来单独收费，难怪被公众诟病“吃相难看”。

一本教材46个二维码，愿意花钱扫码的读者未必是多数。公众介意的或许也不是3元一次的定价，而是如此做法难看的社会观感，以及背后折射出部分出版社和出版工作者对教材严肃性的认识缺失。

让教材回归教材，多一些传授知识的纯粹，少一些商业气息的浸染，这才是公众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