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成果，必须要回应时代、服务大众，进行创造性转化。”10月20日，第五届成渝双城历史文化论坛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周勇教授在论坛上做了精彩的观点分享。

▲周勇在论坛上做主旨发言。特约摄影钟志兵

既坚持研究学术；更要坚持创造性转化，服务大众

“30多年来，重庆史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丰硕，更重要的是学术成果走出了书斋、走出了象牙塔，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论坛上周勇表示。

用电视和电影的方式来再现重庆城市和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是重庆历史学界学者的愿望，为此进行了30多年的努力。

2010年，重庆实施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工程的标志性项目就是《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由档案文献、学术著作、普及读物、电子出版物组成，共74种100册，5000万字。以此为基础，重庆史研究会与重庆广电集团合作，拍摄了12集电视纪录片《大后方》，于2015年在中央电视台放映，成为新时代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标志性成果。

10年前，重庆史研究会发现了一部美国的彩色电影纪录片《苦干》。它于1939年-1940年由美国人拍摄制作，并于1941年在美国上映，1942年获得奥斯卡奖之纪录片奖。这部电影全面反映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包括重庆、成都的珍贵历史镜头。

2015年，重庆史研究会把这部电影引进回到中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出版了代表作《＜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战时首都》，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重庆史研究会花了5年时间（2018年-2023年），与一家电影公司合作，将这部著作改编拍摄成为一部动画电影——《火凤重天》，讲述了在1939-1940年期间，爱国华裔女艺术家李凌爱与西方记者斯科特在重庆拍摄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这部电影计划于2025年在全国上映。

善于发现历史题材的非历史学价值，秉持研究的本分

“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尤如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基础性研究的市场化应用。一般来说，基础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应用于生产与生活，必须经过‘中试’。”周勇表示。

在当今世界上，即使在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率也不过近半，可见转化是个难事，需要非凡的眼光、巨大的创新能力和坚持不懈的恒心。

它需要三种人参与，一是投资者，二是研究者，三是转化者。在中国，转化者与投资者大体上是连在一起的。投资者、转化者最需要的是眼光，即发现基础性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具体到拍摄《大后方》和《火凤重天》，可以说，是研究者和电影制作者，共同发现了蕴含其中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这是极其难得的。

周勇表示，创造性转化的基础是，要秉持研究的本分，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保持历史真实性、故事完整性，且揭示出深刻哲理的学术成果。

重庆史研究会研究抗战大后方史多年，《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就是集中体现。这些成果构筑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研究体系和学理基础，同时又都进入了《大后方》影片之中，这就使它与同类影片相比，更有学理支撑，更有说服力。

重庆史研究会2014年发现《苦干》,2015年引进《苦干》,然后开始研究影像史,并运用于对《苦干》电影本体的研究，2020年出版了影像史的学术成果《〈苦干〉与战时重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过程——创造性转化的第一步。

“没有这个基础，转化就会成为戏说，任性地说，胡编乱造地说。就像我们常常批评的‘抗日神剧’一样。”他说。

▲周勇进行主旨发言。特约摄影钟志兵

历史学不是故纸堆的学问，要跟火热的社会联结

“这些年影像史研究的实践告诉我们，历史影像已经广泛地进入中国社会领域，历史学者要从影像史学的视野拓展历史研究领域。”周勇称。

在他看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城市是产生历史影像的主要领域，因此城市影像史是城市研究的新方向，这包括广泛地搜集影像史料，让影像与文献一起，重构城市史学的研究体系。中国学者有责任将这个舶来品中国化，即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史，在消化吸收中进而探讨中国的“影像史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并积极地用影像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提高中国城市史学的社会影响力。

周勇表示，历史学不是一个故纸堆的学问。历史学者研究的虽是过去的事情，但想的一定要是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因此，不能满足于写些论文、著作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要跟火热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回应社会关切，服务人民，要把史学研究的小成果转化成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大作用。这是史学应该自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