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冯小刚执导、严歌苓担任编剧的电影《芳华》已经广为人知。

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芳华》，是严歌苓在四十余年后回望这段涵盖了她整个青春的从军经历的作品。今天我们不谈《芳华》故事。而是想聊一聊作为《芳华》编剧的著名作家严歌苓在生活中的智慧点滴。

一年85%的时间，严歌苓在柏林生活，用她的话说，她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一天24小时，她用1/4 的时间工作，闭门在书房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三四点。这之外的时间里，她做饭、遛狗、读书，辅导女儿功课与体操，还要留点时间，在女儿睡后，与丈夫喝红酒、听音乐地闲聊。

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这些年来，中国影视界仍像抢救命稻草一样追着买她的故事。要是晚一个小时出手，张艺谋就买不到《陆犯焉识》，也就不会有他的《归来》；李少红主动去为她的新书站台：只要有严老师的作品可拍，她愿意食言，在新《红楼梦》之后再拍连续剧。严歌苓自己“只写小说”的誓言来来回回地说，也就成了撒娇，这次她终于一摊手：我有性格缺陷，我没法拒绝别人。可见她是个超级有实力的作家。

有一次，严歌苓在演讲的互动环节，有听众问：“听说，您每天在丈夫回家的时候，会换好衣服去迎接他，真的是这样吗？”全场一阵哄笑。

严歌苓是这样作答的：“你说得客气了，网上传得更神，实际是我每天要坐在书房里工作6个小时。有一天，先生出去上班，我就穿着睡袍坐在书房里写呀写。等他回来，发现我还是这个样子，他就开玩笑说‘难道我今天没有上班？

他是开一个玩笑，但我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像我这样的职业，总是坐在家里，如果再不换换衣服，就一直是睡衣写作的样子。我后来就会注意换换衣服，一是女性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自己心情也会好一些；另外，将家收拾整洁，把自己打扮得体，让丈夫赏心悦目，我觉得也是对丈夫的人道主义。”

随后她告诫大家：“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自己赚来的，不是人家该给你的，包括丈夫对你的爱。”

她确实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话：我花的钱和我享受的时间，全是自己挣来的。

据说张艺谋晚来三天，《陆犯焉识》版权就给别人了？严歌苓大笑起来：“不是三天，他要晚找我一个小时，就可能会考虑别人了。”她同时收到了两封邮件求购版权，然后她选了合作过《金陵十三钗》的张艺谋。”她觉得除了张艺谋拍过《活着》，以其阅历与经验，能拍出那个时代的史诗性作品“。

她也并不讳言，张艺谋“做人厚道”，“从价钱到待人，都是我打交道这么多的导演中，最为优厚的。我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作品钟爱的程度、希望再创作的热情的程度，也体现在给你的价钱上。”

似乎与另一个上海老乡张爱玲一样，严歌苓并不以谈钱为耻。1989年赴美留学，虽然有奖学金，但严歌苓仍需要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她做过看护，洗过盘子。80年代的中国作协成员，90年代拼命在台湾报刊上发稿，无他，稿费高过大陆。

她原本苦行僧似的写作强度，一方面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修行，另一方面，未尝也没有赚钱的内在驱动。1992年，她在旧金山结婚。先生劳伦斯本是外交官，因为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匪谍嫌疑的退伍女军官相爱，不得不辞职，将外交部的门禁卡剪成4块，装在信封里交还给上司。

劳伦斯很快找了新的工作，相比初来乍到时的赚钱压力，严歌苓此时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即便在亲密关系中，她也是一个警惕于施受关系的骄傲的人，“即便给你一颗钻石，也要想想如果接受的话，你的自主性在哪里。”何况她的婚姻没有钻石，她的先生说，我的辞职难道不是最大的钻石吗？

直到1993年李安问她买《少女小渔》，严歌苓的第一反应是“可以不用做一个穷学生了”。也许因为李安的影响，这一年她卖出了三个版权，还有电视剧剧本找上门来。原本总是光顾旧货市场的清寒学生，从此开始在名牌店买买买的不归路——颇有点令人联想到青少年时期总穿表姐剩衣服的张爱玲，赚得稿费后迫不及待定制新衣的心情。职业女性之所以不避讳谈钱，或许她们在挣来的每一块钱上，都足以展示自己的辛苦与骄傲。

“我听一些女朋友讲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我觉得所有悲剧的根源就是在于经济不独立、思想不自由。问人家讨任何东西，心里都是不舒服的，自己挣自己花，你的享受才是最甜美的。”严歌苓说。

到现在，她也保持着一个习惯，在每一本书写完之后带全家一起旅行，在一个城市住上很久，“这是我挣来的，是我靠我的辛苦挣来的消闲。我觉得我花的钱和我所享受的时间必须是自己挣来的，包括爱情，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