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31日至9月1日，第二届“人类的竞争与互鉴互补”旭日年度论坛在英国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举行，60余位学者参加。本次论坛由开幕式、主题演讲、两个分论坛及闭幕式组成。分论坛的主题分别是“黑海东头望大秦：亚欧佛教、宗教交流与合作——历史、现状与未来”与“医王疗三毒、航师度九厄：全球史与交叉学科视阈下的佛教与医疗”。
分论坛“医王疗三毒、航师度九厄：全球史与交叉学科视域下的佛教与医疗”从全球历史与交叉学科的角度，探讨佛教与医疗之间的互动，包括佛教对古代医疗的贡献及其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佛教的跨文化
2024年8月30日下午的主题演讲拉开了第二届旭日年度论坛的帷幕。剑桥大学的高诺佳（NogaGanany）教授担任本次主题演讲的主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巴瑞特（T.H.Barrett）教授开篇介绍了关于《道德经》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影响，探讨了道家思想与禅宗在英语世界中的交融。巴瑞特指出，《道德经》的翻译受到神智学的显著影响，神智学强调东西方哲学的融合，与道家思想产生了共鸣。此外，他发现翻译日本和泛亚思想的英文作品经常引用道家典籍，这种关联在二十世纪中叶的英语世界中持续影响，禅宗与道家经典经常被共同讨论。该研究为理解东西方哲学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巴瑞特（T.H.Barrett）教授的主题演讲
随后，哈佛大学的汪悦进（EugeneWang）教授探讨了中古中国的曼陀罗与现代欧洲作家J.G.巴拉德（J.G.Ballard）作品中的叙事技巧在主题和结构上的相似性，将曼陀罗的意象与建筑复杂性与巴拉德的叙事框架相比较,如何作为理解和导航复杂心理及社会景观的工具。汪悦进指出，尽管巴拉德对亚洲佛教艺术知之甚少，但其对曼荼罗描绘与中古中国的曼荼罗有惊人相似之处。他进一步探讨了曼荼罗作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深层联系的象征意义，不仅弥合了文化与时间上的差异，还深入阐述了古代符号与现代叙事如何共同揭示人类经验的普遍性。
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的主题演讲
医方联诸教
论坛首日分为四个主题专场。“医方联诸教”专场由浙江大学卢鹭主持，北京大学陈明担任评议人。五位学者围绕佛教、道教与基督教中的医学实践展开讨论。
河南大学李巍深入探讨了杨枝净水咒仪在多类型的佛教文献和仪式中的治疗、净化与供养的功能以及观音形象在文学与艺术中的广泛传播。
复旦大学高晞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基督教与佛教在近现代中国士人医学慈善活动中的互动与影响，以黄春甫与黄涵父子的个案研究探讨两代人在晚清佛教医慈活动与基督教慈善模式的相关性，考察两者理念的异同处及其社会意义。
高曦教授在“医方联诸教”专场的报告
日本弘前大学刘青提出了白隐禅师（1685-1768）的健康法与其对佛道交涉的贡献，阐述了禅宗与道教在身体养生和治疗实践上的相互借鉴。
芝加哥大学岑卓成通过线上连线探讨了唐宋时期佛教在抗衰老和延寿方面的物质文化和医药应用，提出了对这一时期佛教医学实践的新见解。
同时，宁夏大学张圆圆也通过线上方式阐述了“三尸”知识的形成与历史演变，展示了传统中医、佛教和道教在治病驱鬼观念上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药师与药茶
在“药师与药茶”专场中，特拉维夫大学夏维明（MeirShahar）担任主持，宾州州立大学阿宾顿分校萨毘尔（PierceSalguero）担任评议人。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中古中国及早期现代西藏中药师佛的多样角色和医疗实践。
普林斯顿大学太史文（StephenTeiser）重点关注中古中国佛教实践中药师佛及其从属神明的角色与功能。通过对敦煌遗文的分析，太史文揭示了药师佛的从属神明如何在历史中被更频繁祈求，展现了佛教实践中的丰富多样性和复杂性。
接着，哈佛大学明辨拏（BrianaBrightly）阐述了佛教僧侣帝玛格西·丹增彭措（生于1672年）如何将其丰富的本草医学知识应用于净土的视觉设计，创建出一种独特的净土绘画与医学图像的结合，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与知识交汇。
剑桥大学骆慧瑛（IreneLok）通过分析敦煌莫高窟220窟的秘藏唐绘，探讨了药师佛在唐代人民心中的独特地位及其对当时人们如何面对生命无常和疾病的影响。
慕尼黑大学虎恩博（EnboHu）则揭示了藏传佛教中药师佛仪轨与造塔仪轨的密切联系，重点关注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和仪轨结构的相似性。
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印照通过研究宋代佛门茶药来进一步探讨禅宗与茶文化的结合。宋代佛门茶文化包括点茶技艺、茶会、茶礼及茶宴等，并流行茶药伴茶汤的习俗，反映了中国与印度传统医药及养生观念的融合。通过探讨宋代佛门茶药的历史渊源、种类及药方，揭示其在佛教中国化及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价值。
专场讨论
“医治”与药癫
在“‘医治’与药癫”专场中，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舒尔曼（EviatarShulman）主持，普林斯顿大学太史文（StephenTeiser）担任评议人，三位学者从不同的历史背景探讨了佛教与医治的联系。
首先，利物浦大学邬俊卿探索了佛教在南宋地方层面的疗愈实践，通过洪迈的《夷坚志》深入分析了佛教符号在治疗中的应用，并揭示了信仰与民间治疗方法如何在历史文本中融合,形成独特的治疗文化景观。邬俊卿将佛教疗愈故事分为四类：通过诵经治愈、佛陀或菩萨的介入、治病僧侣进行仪式以及因未解决的业障而导致治疗失败的案例，这些分类强调了业力报应在宋代对疾病与疗愈理解中的重要性。
哈佛大学翟韵尧讨论了药师佛在元朝中国蒙古统治下的特殊地位及其治疗霸权，详细分析了药师佛如何成为蒙古贵族和皇室的宗教选择，并展示了其在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关键作用，同时强调了蒙古人宗教转换中精神信仰与务实利益的交织。
最后，哥伦比亚大学AlexanderSogo透过线上连线探讨了八世纪日本贵族如何运用从亚洲大陆传入的佛教健康和慈善理念，建立日本最早的福利机构——施药院和悲田院。这些机构代表了儒教、佛教与地方宗族政治的独特融合，他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官僚治理和宗教实践如何共同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福利的深刻论点。
医疗、媒介与神话
在“医疗、媒介与神话”专场中，由复旦大学高晞主持，哈佛大学翟韵尧担任评议人。
首先，安特卫普大学神斐德（FedericoDivino）提出医生和佛教苦行僧可能源于同一治疗者原型，他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早期佛教文献中关于医学和疾病的概念，标志着从巫术宗教治疗向经验医学的转变，并促成了医生作为一个独立专业角色的发展，强调了佛教在印度医学传统中引入经验医学的创新性。
香港大学高峻岭及其团队从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视角，分析了正念冥想和慈悲心教义在应对当代社会心理与情感挑战中的重要性。这些佛教实践被证实能有效减轻压力并促进心理健康，并强调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结合神经科学、心理学与佛教智慧，从全球历史视角中寻找新见解，以促进个人及集体福祉。
纽约大学麦威廉（WilliamA.McGrath）探讨了西藏佛教医学的道德基础，聚焦于菩萨医师的医学伦理如何发展。他分析了早期藏文典籍对医师的指导，并指出在蒙古-萨迦时期（1250-1350年），医患关系被重新定义为如父母与子女般的亲密关系，强调慈悲与觉悟的伦理观，这一医学伦理制度对西藏及其他地区的菩萨医师产生了深远影响。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舒尔曼（EviatarShulman）介绍了印度佛教中一种特定医学概念的演变，重点探讨了通过“放下”来实现治愈的思想。舒尔曼以维摩诘的论点作为关键例子，认为疾病是一种与二元感知相关的幻觉。这一概念根源于早期佛教经典，当时的治愈是通过精神释放来实现的，突显了心灵与物质的相互依赖，并反映了佛教对于治愈本质的基本洞见。
专场讨论
行佛医
论坛次日则有三个主题专场。在“行佛医”专场上，由牛津大学司启敦（AndrewSkilton）主持；利物浦大学邬俊卿担任评议人。几位学者深入讨论了佛教对医学叙事的深远影响。
东京大学伊丹探讨了中日两国佛教与医学交融的独特现象,聚焦于人面疮（Jinmensō）这一奇特的疾病,该病症在传统东亚医学文献与佛教经典中均有记载。伊丹详细追溯了这一医学叙事的演变，通过分析唐宋以来的文献及其图像资料，人面疮常被视为业力的象征，从而展示了佛教思想对医疗实践、文学和文化叙事的深刻影响。
布里斯托大学罗幂（BenedettaLomi）探讨了中世纪日本佛教仪式专家如何处理由预兆梦境引发的健康问题，特别是针对噩梦所举行的仪式，以及这些解读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意义。通过分析历史记载，罗幂研究了梦境在中世纪日本的双重性，它们既能预见疾病并提供治疗方案，也可以被视为需要医生和仪式主持者共同处理的折磨性病症。
犹他大学阚穆寂（KhanMujeeb）从日本平安时代医学文献《医心方》的角度，研究了佛教与医学的交融，展示了佛教概念如何影响日本的医疗实践，以及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发展，最终对本土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中医药大学李铁华则深入研究了民国时期佛教报刊中的医药卫生专栏，这些专栏主要涉及中医药知识，由僧侣与居士医者共同参与，提供了医药知识的传承和交流平台，并保存了大量佛教与现代医学互动的文献资料，展示了佛教在此时期与社会多维互动的一个侧面。
“行佛医”专场的发表者、评论人与专场主持合影（罗幂、司启敦、阚穆寂、邬俊卿、李铁华和伊丹）
禅修与医疗
在布里斯托大学罗幂（BenedettaLomi）主持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薄乐陀（AlessandroPoletto）评议的“禅修与医疗”专场中，学者们探讨了佛教医学概念的跨文化传播、禅修前的身体调养重要性以及佛教传统与迷幻药物的交集。
浙江大学卢鹭分析了安世高与竺法护将印度医学概念翻译成汉语的开创性工作。安世高将印度医学和占卜术语本地化，与中国现有概念相结合，而竺法护则在忠实原文和采用安世高的译语之间取得平衡，展示了他们在《道地经》（T.607）和《修行道地经》（T.606）本地化翻译中的创新尝试，以及对古代医学文本的深刻洞察。
法鼓文理学院梅静轩强调了禅修前对身体的调养和准备的重要性，通过比较分析十世纪的藏文禅修经典《禅定目炬》（bSamgtanmigsgron），她揭示了不同传统对身体调养与准备的重要性有着共同的理解，并强调了这一过程在实现禅修成功中的关键作用。
俄勒冈州立大学萨跋轲（StuartSarbacker）探讨了印藏佛教禅观传统与当代“迷幻复兴”之间的交集，尤其是在医学和灵性方面的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如果迷幻剂被视为药物而非麻醉剂，则可以根据佛教伦理作为治疗手段来辩护，尽管传统主义者可能仍然认为其违反了戒律，此外，印度文献表明某些草药历史上被认可为促进非凡体验的来源。
戒律与医方：律学与医疗
在法鼓文理学院梅静轩主持和河南大学李巍评议的“戒律与医方：律学与医疗”专场中，学者们深入探讨了戒律文本与医学实践的交汇。
牛津大学司启敦（AndrewSkilton）通过澄清关键术语uppaṇḍeti（意为“以质疑某人的性行为来嘲弄他”）的含义，探讨了禁止在谷道上动手术的巴利语戒律规则（Vin.i.215-216）。他讨论了在上座部戒律中，当男性气质受到威胁时如何胜过教职关怀，通过分析巴利文戒律的关键术语和故事框架，揭示了与佛陀性身份相关的焦虑。
艾科特学院的朗艾秘（AmyParisLangenberg）聚焦于比丘尼戒律中对女性生殖健康的看法，她指出，尽管佛教经常将女性与生殖功能消极地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传统中唯一的观点。她的演讲分析了大众部–出世说部比丘尼戒律中的文本，涉及女性生殖健康、解剖学和自我保健，并探讨了戒律中对月经习俗、卫生、堕胎、怀孕、哺乳、性健康及生殖疾病治疗的规定，展示了佛教对女性健康的复杂态度。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薄乐陀（AlessandroPoletto）从中世纪日本的佛教治疗师的视角，探讨了以佛严房圣心（活跃于1141-1194）的记录为例，戒律、念佛和艾灸等传统治疗工具的应用及其对治疗实践的贡献。通过分析佛严使用的佛教仪式、念佛、授戒和艾灸等治疗手段，展示了这些技术如何成为日本宫廷医疗和精神护理的一部分。薄乐陀认为，艾灸和授戒等技术的引入，反映了十二世纪佛教与医学之间不断发展的交集。
“戒律与医方：律学与医疗”专场的发表者、评论人与主持人（梅静轩、朗艾秘、薄乐陀、李巍、以及司启敦）
结语
第二届旭日论坛以跨学科和全球历史视角探讨佛教与医学，汇聚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深入探讨了佛教与医学实践之间的深层联系。通过对古今佛教医学贡献、宗教治疗实践以及医疗伦理基础的讨论，论坛揭示了佛教如何塑造医学叙事和治疗方法。从比丘尼的生殖健康到菩萨医师的医学伦理，再到佛教戒律在迷幻药物治疗中的应用，各种主题展现了佛教思想在应对历史和当代健康挑战中的持久价值。本次跨学科交流强调了佛教对全球医学传统的深远影响，为学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这些深入的讨论不仅拓宽了我们对佛教在医学领域影响力的认识，而且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医学历史的理解。这些交流的影响远超学术界，它们深入人心，触及了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为我们探索医学与宗教如何交织在一起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