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实践品格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纯学术发展的产物，其诞生和成长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革命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它既是整个左翼文化的一部分，又被作为中共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开展理论斗争的工具。抗战时期，革命理论文本直接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正如时人所论：“在使历史科学中国化方面，首先当举出毛泽东同志的三本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来。这三本书虽然都不是专门的历史作品，但它鲜明地、清楚地教训我们怎样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发明的历史科学方法具体地中国化，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法则，正如马克思没有写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辩证法的方法却充满在《资本论》之中。”“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可见，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研究者心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更是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这铸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实践品格。

与革命战争时期不同，和平时期的学术事业当以专业化的常规建设为主，学术化应是主流。当然，参与现实、呼应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其他史学流派的优势。这一优势不能废弃。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蝶变和升华

学术化的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首先致力于学术品位的提升，迈向学术前沿。有学者概括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化。”就整个20世纪40年代“学术中国化”运动而言，通俗化、大众化确为一大特点，这在文艺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取向和策略是由当时的社会境况和学术水准决定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整个革命文化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具有历史合理性。这些普及读物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势，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民众的作用。不过，在语境业已转换的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目标和路径也应当做出调整。在一如既往地立足民众立场，关注和书写普通大众的生活的同时，更要坚持学术品位，走高精尖路线，向一流水平看齐。从事高精尖的研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乃是首要目标和重要使命。一段时期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度纠缠于一些陈旧的命题，知识结构停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动向缺乏敏感。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意识地主动追踪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对国际学术新说作出积极回应，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在全球史、新文化史等新潮流和新领域中显示身手、有所建树，力争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唯其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实现蝶变和升华。

总之，今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新面目、新气象、新格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路进行研究，建立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基本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还要更上一层楼，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更新升级作出贡献。换言之，要实现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化和蜕变，自主创造出以往时代、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未曾有的新元素、新内容，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绽放光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不仅是中国史学的家务事，而且关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还涉及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得妥当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成败。归根结底，我们若能扩大心胸和视野，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作为一项创造性事业，大胆突破以往种种陈腐教条和思想桎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实现构建中国历史主体性的宏愿。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