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今年6月曾组织了吴越国历史文化与艺术学术考察团奔赴杭州，实地考察了吴越国王陵遗址，杭州陵园博物馆，净土寺等，参观了浙江省博物馆相关专题特展。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了吴越国历史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学术研讨会，也发布了征稿启事，并在过去三个月内收到了许多来稿支持。11月初，“吴越国历史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区举办。

吴越国（907年—978年）是五代时期十国中的一国，由浙江临安人钱镠所创建，都城为钱塘（杭州）。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贯休诗写道：“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吴越国全盛时范围包括今上海全境、浙江全境、苏州全境和福建东北部。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钱镠采取保境安民和“休兵息民”的战略方针，重农桑、兴水利，发展与日本、朝鲜等国海外交往，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978年，吴越末代国王钱俶为了避免战乱主动献土并入北宋，立国七十二年。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庆富致辞

“吴越国接续融合钱塘江流域的越文化和太湖流域的吴文化，成为上承唐风，下起宋韵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浙江的千年风貌，奠定了后世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吴越国犹如秘色瓷的一抹神奇的色彩，对于拥有悠久文明的华夏历史来说，存续不过百年的吴越国堪称卓越且独特的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庆富谈道。

浙江省博物馆黎毓馨研究馆员作主旨发言

主旨演讲环节，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黎毓馨以《从现存佛教遗址遗物解读吴越国科技和艺术的创新性》为主题进行分享。黎毓馨介绍，现存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78）佛教遗迹、遗物，包括寺院、佛塔、经幢、摩崖龛像等遗迹，发掘出土或传世的佛教造像、舍利容器、阿育王塔、经卷、线刻铜镜等遗物，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见证了吴越国“东南佛国”的历史地位，充分展现了吴越国高超的建筑、雕塑、金属冶炼铸造、金银器玉器加工、雕版印刷技术和工艺，这些科技和艺术的创新成就，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巨大，对后世影响深刻。

杭州烟霞洞十八罗汉塑像

杭州烟霞洞十八罗汉塑像

以吴越国时期摩崖龛像为例，它主要分布在杭州西湖周边，多为吴越王室建造，在中国雕塑史上有重要地位，可与五代以前的北方石窟造像的时代衔接。杭州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开凿于广顺三年（953），2020年调查时新发现造像题记，吴越僧俗在唐玄奘《法住记》十六尊者基础上，创造性地在首尾添加“庆友尊者”和不具名“罗汉”，组合为十八身罗汉造像，解决了后世悬而未决的“十八罗汉”起源问题。作为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杭州在中国佛教美术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英刚教授作主旨发言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孙英刚表示，吴越国处于唐宋思想、信仰、文化变革中，应把吴越文明放在中国文明发展脉络和东亚文明交流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而非将之仅仅视为一个地方性或区域性文明。

吴越国放在中国史的脉络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孙英刚分享道，整个唐宋思想的变革有两个主线：第一个是安史之乱后唐宋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去宗教化的过程，把关注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儒家经典也做了去宗教化的过程，把纬书从中国的经典体系里面挤出去；另外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明从世界主义的精神走向了民族主义的过程。比如从西夏的黑水城文献可以看出，辽其实并不认为自己的文化弱于宋，辽甚至认为自己才是唐朝的继承人，至少从信仰和佛教的体系来看。

俄藏黑水城文献

“我们回到吴越国的时代，当时北方在持续灭佛，吴越国的钱氏政权相反，它成为了推动佛教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佛教为抓手，吴越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作用，永明延寿、赞宁等吴越国时期两浙的高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吴越佛教因此留下了很多遗产，比如弥勒信仰。吴越时期，弥勒的形象不论是艺术主题还有神格以及思想的意义都被浙江宁波奉化的布袋和尚取代，这种艺术形式的变化，表现形式的变化，往往背后都有思想的变迁、关怀的变迁。”孙英刚谈道。

除了把吴越文明放到中华文明脉络考察，还应该放在东亚文明交流里面考察。孙英刚谈道：“吴越文明不是区域文明，也不是地方文明，就像我们讲宋韵不是讲浙江，宋韵核心的精神还是中国的精神。不论是信仰方面的，还是贸易，还是书籍传播，还是整个东亚文化圈的构建，我觉得吴越都是起到了一个连续性的作用，比如钱俶造的阿育王塔，有一部分也传入了日本，对日本佛教的信仰实践也有一些影响。”

吴越国阿育王塔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赵冬梅表示，“吴越纳土”构建了和平统一的新模式，是克服旧时代、建筑新时代，是当时上层统治者主动做出的选择，这对当下也极具启示价值。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作主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夏年研究员作主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以《吴越佛教及其影响》为主题进行了分享。黄夏年谈道，近代学者认为吴越佛教有三方面的特质。一是始终注重学术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契合时代风气，吸收新文化营养，具有与时俱进的活力。二是具有开明开放的大气度，积极进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三是居士佛教表现突出。这是吴越佛教的特质。

“吴越文化的特色是吴越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它既有中国佛教文化的共性，也深深地打上了吴越区域文化的印记。比如说早期的吴越佛教是带有明显的佛教义学，这个特色是跟吴越佛教联系很紧密的。另一方面，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结合，产生了中国佛教的宗派思想和宗派佛学。特别是到五代以后，吴越佛教尤其是比较典型的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演变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典型的特征，一是名僧辈出，二是寺庙林立，三是禅教静合流和净土信仰的流行。”

研讨会现场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浙江省博物馆等考古文博机构的四十余位学者与会。“吴越国历史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讨会也设置三个分论坛，与会学者从吴越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对外交往、物质遗存等角度，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