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把性善论看作孟子对人性善恶的看法，甚至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儒家的人性观点。但我们常常也会疑惑，人性真的是善的吗？无论是从个人经验还是社会现实来看，善似乎需要道德上的努力，恶反倒好像是现成的。我们一般把孔子和孟子看作儒家哲学的开山，他们的思想对整个学派乃至文化传统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这种开创性集中体现在他们所使用的概念上。
一个概念具有哲学上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其是新造的概念，哲学的发生需要长期孕育，思想的突破往往体现为使概念发生意义的跳转。意义跳转之后，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性，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所能包含的了。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
哲学是把人自己作为全部对象来思想的学问。在孟子之前，或孟子之后，人们自然都有对人性善恶的认识。但关键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去讨论善恶的时候，所说的人性不具有普遍性，只是对个别人性的认识。同时，善和恶是价值判断，是主观上的选择。孟子之时，有三种人性观点：“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无善无不善”。前两种观点是在经验的意义上讨论人性，有的人为善、有的人为恶，有的人生来就善、有的人生来就恶，这都是经验的看法。后一种观点是告子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把决口开在东水就往东流，把决口开在西水就往西流一样。告子是孟子论辩的主要对象，孟子同样认为人性具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即使偶尔向上，也是势的不同。但是上下和左右不同，上下包含一种价值倾向。孟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既认为人性有一种普遍性，也认为普遍性当中包含一种价值倾向。要理解这一点，涉及孟子对善的理解。
“性善”在《孟子》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告子上》，孟子与告子辩论时提出性善的观点。公都子问：“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既然孟子说性善，那么那些说人性可善可恶、有善有恶的观点都不对吗？公都子之所以困惑，在于他没有区分善的两种用法，一是道德判断上的用法，二是非道德判断上的用法。当时其他人性观讨论善，都是在道德意义上以善恶相对待来使用善。在这个意义上有善就有恶。孟子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善，善还有另一种用法，即表达一种事实上的特征，一种态度上的支持、赞赏与认可。例如，刀很锋利，我们说这是一把好刀；某人提了一个好问题，我们说“善哉问也”。善就是好，既能描述一种属性，也包含一种态度倾向，孟子所说的性善实际上是就人性具有好的功能而言。
在《滕文公上》当中，性善的这一用法更加明显，“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所谓性善，首先是就人性的事实特征来说，人有四端之心，人的存在本身是道德功能的存在，这是人性善的体现，性善在这个意义上有客观的描述义。一个功能只有发挥出来才能体现这个功能的善好，所以性善还体现在人自身能把自己的道德功能发挥出来。刀很锋利，但刀不能自己使自己锋利，人之性善却可以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实现出来。人有四端，只是说人生来就有道德上的可能，不是说人生来就有道德，如果一个人能够积极发挥道德功能，这当然是一种善好，“孟子言必称尧舜”正是在此意义上说的。舜的生长环境很不好，父母兄弟对他都很差，但是舜不抱怨、不怨恨，而是能够不断地把道德功能发挥出来，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可能，因而值得称赞。
人都有道德上的可能，差别就在于能否把道德上的功能发挥出来。一个人要不要在人性上有所追求和成就，只能自己决定，他人无能为力。孟子对滕文公言必称尧舜，实际上是勉励滕文公。就舜的例子而言，性善的善远不是道德所能概括的，人是道德功能的存在，这是就人性本身而言，道德的意义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指向人性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像舜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典范。在最高的意义上，人尽心知性知天，能在天人合一的高度上下与天地同流，所以性善之善远非善恶之善所能涵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关于“性善”的讲法都是他人对孟子观点的转述，非孟子本人所言。实际上，孟子自己的观点单以性善二字也难以完整概括，孟子所讨论的本就不止一个善恶问题，而是对人的价值本身的理解，我们以功能说来解读性善论，正是基于孟子思想的整体性来把握孟子之旨。孟子自然也知道别人对他的误解，对于他所说的就人性功能而言的性善，他使用了“情”和“才”两个概念加以说明，所以对于公都子的疑问，孟子马上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情一方面指情实，也就是人皆有四心的事实情况，有道德上的可能。
另一方面指情识，道德的可能本身包含一种实现的趋势和动能，人能够省察到这种道德意识和道德动力。“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顺应人性当中道德上的内在真实，就可以为善。当然，也可以不顺这个情实去为恶，因为每个人对待自己内在道德真实的态度不同。但关键是孟子对善的理解，他不是在人的行为上去说善恶，能顺着人性内在的情实把善实现出来才是他所说的善。“乃若其情”而为善的善是善恶之善，是道德上的应当，但这个意义上的善未必一定就是好，在某种形势下可能流于伪，甚至走向善的反面。
孟子则把善根植于自身的可能性当中，在他看来，既然人有道德的能力，把这个能力发挥出来就是善。善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自我成就，所以善不是去评判他人，而是表达了一种对自己的态度、对生命的态度。每个人都有道德上的功能，孟子称之为“才”，即使一个人为恶丧失了道德上的可能，既不能说才不好，也不能说一开始没有这个才。倘若没有把才实现出来，孟子只是说这是一种遗憾，有好的功能而没有实现它，正如有一件珍贵的东西而舍弃它不要一样。
人的高贵之处在于人有自由意志，性之所以善，正是在于这种善的可能在人自己的意志当中，只要自己愿意，就一定能够实现出来，自己不愿意，万般皆是借口。非常巧妙的是，善、情、才皆有意义的二重性，属性的善好、实际的情实、具体的才能都是描述义，但是功能实现的赞赏、道德情识的流露、才能的展现又都有价值义，这正好说明了人本身就是高贵的存在、价值的存在，而道德功能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发挥正蕴含在人本身当中。
孟子当时的人性观，要么只看到了人的善恶，没有看到人性的普遍可能，要么看到了人性的普遍性，没有看到人的价值，只有孟子的人性观既看到了人的普遍性，又看到了人的价值。孟子的性善论是孔子仁学之后对人的价值的再次确立。因为人是道德的存在，所以生命本身就有价值；因为人有道德的能力，所以人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性善论可贵的地方在于将道德的可能性深深根植于人自身当中，人性本身就蕴含一种自我实现的趋势和动能，如同花要开花、树要结果一样，人性也必然开花、结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