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国民党在华中战场组建了一支特殊的兵团——第14兵团，由抗日名将宋希濂任首任司令。这支担负阻止解放军渡江入川重任的部队，却在短短一年后的鄂西川东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全歼。更具戏剧性的是，第14兵团两任司令官宋希濂、钟彬的姓氏谐音＂送终＂，让这支部队背负上了一个不祥的绰号——＂送终兵团＂。两位抗日功勋卓著的黄埔同期兄弟，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之际重聚于战场，最终双双被俘，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归途：一位选择了绝路，另一位则在新中国获得重生。
黄埔同窗战场结情谊
宋希濂出生于1907年湖南湘乡，年少时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他的军旅生涯从黄埔毕业后便开始，参加过东征、北伐等重要军事行动。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希濂带领部队参与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在沙窝雨战役中，他指挥三个师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一举重创日军，取得毙伤敌军两万余人的显著战果。
这场胜利让宋希濂声名鹊起，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部为此专门发布嘉奖令。宋希濂也因此荣获华胄荣誉奖章和奖状，成为抗日名将。
1944年，宋希濂率部在滇缅边境与日军展开激战。他带领部队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先后收复了平戛、龙陵、芒市等重要据点，歼灭日军过万人。
与宋希濂同期就读黄埔军校的还有钟彬，他比宋希濂年长七岁。钟彬是广东兴宁人，毕业后也参加了东征和北伐。
九一八事变后，钟彬在第87师259旅任职时，就与十九路军一同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来，他被调到宋希濂部下担任团长，两人由此结下战场情谊。
在抗战期间，虽然钟彬一度被调往军校任职，但宋希濂始终惦记这位战友。他多次设法邀请钟彬来部队共事，于是两人在抗战期间几乎都在一起并肩作战。
他们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在战场上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都因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被誉为抗日名将。
抗战胜利后，宋希濂历任新疆省警备司令、华中＂剿共＂副总司令等要职。而钟彬则负责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
1949年1月，已升任第109军中将军长的钟彬，再次接受了老友宋希濂的邀请。两位昔日的战友在动荡的时局中再度聚首，共同担负起第14兵团的重任。
兵团组建命运已注定
1948年8月，国民党军队在华中战场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解放军大军压境，国民党急需在这个战略要地部署重兵把守。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高层决定组建第14兵团，将其编入华中＂剿总＂序列。这支新组建的兵团辖有20军和28军两支主力部队。
国民党高层为这支部队制定了明确的防务任务：死守鄂西北地区，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和向西进军。这道防线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一旦被突破，解放军将长驱直入进入四川。
宋希濂作为首任司令官走马上任，带领部队在预定区域布防。他们在荆门等战略要地构筑了多道防线，企图在这里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步伐。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日渐低落。部队中开始流传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送终兵团＂。
这个绰号源于一个巧合：两任司令官宋希濂和钟彬的姓氏合在一起，恰好谐音＂送终＂。起初只是士兵们私下的玩笑话，后来竟成了这支部队挥之不去的代号。
1949年年初，宋希濂调任其他职务，由老战友钟彬接任第14兵团司令官。两位抗日名将的先后执掌，却未能改变这支部队的命运。
民间传说，这个不祥的绰号仿佛预示着第14兵团的结局。在当时的历史大势下，他们肩负着为国民党政权＂送终＂的使命。
部队上下弥漫着一种消极的情绪，官兵们私下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支部队注定要为国民党政权＂送终＂，有人则感叹两位司令官的命运。
随着解放军的节节推进，第14兵团的处境愈发艰难。他们不得不在各个阵地之间来回调动，试图堵住不断出现的防御缺口。
解放军在军事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第14兵团的防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部队的战斗力在持续的消耗中不断下降。
到了1949年下半年，第14兵团的溃败已成定局。这支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部队，终究未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人们说，＂送终兵团＂这个绰号实在太应景了。这支部队不仅见证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自身也走向了覆灭的结局。
当地百姓们开始传唱一些民谣，调侃这支部队的命运。绰号背后的预言似乎变成了现实，第14兵团确实成了国民党在华中战场的＂送终者＂。
风云突变兵团覆灭时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向鄂西地区发起猛烈进攻。第14兵团在钟彬的指挥下，在荆门至宜昌一线构筑防线，妄图阻挡解放军的攻势。
解放军采取了迂回包抄的战术，将第14兵团分割包围。钟彬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试图寻找突围的机会。
战斗持续了十多天，第14兵团的处境日益艰难。解放军的包围圈不断缩小，第14兵团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在宜昌以西的山区，解放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第14兵团的防线被突破，部队陷入混乱。
钟彬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获，这位抗日名将的战场生涯就此告终。随着指挥官被俘，第14兵团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场战役不仅摧毁了国民党在鄂西的主要军事力量，也为解放军进军四川扫清了道路。
当地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解放军的胜利。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解放军的欢迎，为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欢呼。
战后，解放军对俘虏采取了宽大政策。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选择加入解放军，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在战俘营中，钟彬接受了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他逐渐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本质，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从军经历。
解放军的政策感化了这位老将军，钟彬决定留在大陆。他后来在新中国担任了重要职务，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而他的这个选择，与另一位＂送终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形成了鲜明对比。宋希濂在战后随国民党退往台湾，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第14兵团的覆灭，标志着国民党在华中战场的全面失败。这支被称为＂送终兵团＂的部队，最终没能逃脱历史的宿命。
战役结束后，当地百姓创作了许多民谣，讲述这支特殊部队的故事。他们说，＂送终＂二字果真应验，第14兵团真的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送了终。
这场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军后续的战略行动打开了通道。第四野战军随后向西推进，将解放战争推向最后的胜利。
两将殊途各赴生死路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钟彬在战俘营中表现出积极的学习态度。他参加各种政治学习活动，深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钟彬向新政府表达了悔过之意。他主动写下了详细的自述材料，交代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期间的经历。
1950年，新中国政府对表现良好的战俘实行了宽大政策。钟彬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在新的岗位上，钟彬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他参与了多项重要工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转变。
与此同时，宋希濂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继续效力于国民党政权。
在台湾，宋希濂历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陆军总司令＂等要职。他始终坚持反共立场，成为台湾军界的重要人物。
两位曾经的战友，因为不同的选择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钟彬在大陆获得新生，宋希濂则在台湾继续他的军旅生涯。
1965年，钟彬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新中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表彰他晚年对国家建设的贡献。
宋希濂则在台湾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1991年，他在台北病逝，终年84岁。台湾当局为他举行了军礼安葬仪式。
＂送终兵团＂的两位司令官的不同结局，成为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故事被后人多次提起，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案例。
钟彬的改造之路，被视为新中国政策宽大的典型例证。他的转变过程被写入多部历史著作，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注脚。
而宋希濂在台湾的经历，则成为另一种历史选择的见证。他的坚持与执着，也被写入了台湾的军事史册。
时至今日，两位将军的后人仍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家族故事被不断传颂，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个特殊话题。
史学界对这段历史也有持续的研究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这段历史，试图还原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面貌。
这个被称为＂送终兵团＂的特殊军事单位，以及两位将军的不同命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片段。他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映射出历史大潮中个人命运的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