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周总理得知任辅臣遗孀尚在人世，叮嘱秘书：给她终生高干待遇

1958年的一个春日，中南海西花厅里飘来阵阵饭香。周恩寿一家正和周总理共进午餐，席间闲聊时提起了一位名叫潘娘的保姆，说她之前在一户姓张的人家做工。

＂是张含光家吗？＂周总理突然放下了筷子，神情专注地问道。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周总理的眼中闪过一丝激动：＂她是任辅臣烈士的遗孀啊！＂

任辅臣是谁？为何周总理对这个名字如此动容？而这位默默无闻的张含光，又有着怎样传奇的人生？

一、少年夫妻 命运多舛

1884年的辽宁铁岭，一个叫任辅臣的孩子呱呱坠地。彼时的铁岭，已经成了沙俄势力渗透的重要据点。任家祖辈以务农为生，到了任辅臣父亲任有德这一代，家里有了十几亩薄田，日子虽不富足，但也能勉强度日。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889年夏天，铁岭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任家的田地被洪水淹没，颗粒无收。任有德带着一家老小搬到县城，靠着卖掉剩余的田产，开了一间小杂货铺。

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任家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任辅臣也因此有了读书的机会，考入了当地最好的新式学堂。这所学堂的几位老师都是留日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教授新学问，还给学生们讲述世界大势。

1899年，一个改变任辅臣命运的机会来了。沙俄为了修筑中东铁路，在铁岭四处招募员工。15岁的任辅臣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应聘成为了一名书记员。在沙俄当局工作的两年里，他不但学会了俄语，更亲眼目睹了沙俄对中国人民的欺压。

正当任辅臣准备辞去这份工作时，父亲任有德却找到他，说起了一桩早就定下的婚事。原来十年前的一个秋日，任有德在集市上结识了一位手艺精湛的泥塑匠人张福来。两人相谈甚欢，酒酣耳热之际，便给儿女定下了娃娃亲。

＂这是封建陋习！＂任辅臣当场表示反对。但在长辈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勉强同意先见上一面。

不曾想，这一见竟成了终身。张福来的女儿张含光不但容貌秀丽，更难得的是能读书写字。原来张福来虽是手艺人，却深受维新思潮影响，不但让女儿读书识字，还教会了她制作泥塑。

1901年冬天，在两家人的见证下，任辅臣和张含光举行了婚礼。婚后的张含光不负众望，不但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还跟着丈夫一起钻研新学问。她成了当地少有的＂新式女子＂，不缠足、爱读书，常常和丈夫探讨时事。

婚后不久，任辅臣考入了沈阳警员教练所。每逢放假回家，两人就在灯下读书、谈天说地。这样的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了希望。然而这对年轻夫妻却不知道，更大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二、革命生涯 并肩作战

从警校毕业后，任辅臣被分配到铁岭警察署工作。表面上，他是一名普通的警察，实际上，这份工作让他有了近距离观察沙俄势力的机会。

1904年的一天，任辅臣在巡逻时遇到了一起令人愤怒的事件。几名俄国士兵正在抢夺一户中国农民的粮食，任辅臣挺身而出阻拦。就在双方扭打之际，一名叫瓦夏的俄国军官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是，瓦夏不但制止了手下的无理行为，还主动向农民道歉。

事后，瓦夏找到任辅臣，两人谈了很久。原来瓦夏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员。通过瓦夏的介绍，任辅臣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并很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组织。

张含光对丈夫的变化看在眼里。每到深夜，家里总会来一些说着生硬中国话的俄国人，他们和任辅臣低声交谈，有时还会留下一些俄文书籍和传单。张含光不但没有阻止丈夫，还主动学起了俄语，帮忙翻译文件。

1909年夏天，沙俄当局破获了一个地下党组织，任辅臣的行踪也暴露了。一天傍晚，当任辅臣在后院的木桶里洗澡时，几名被收买的土匪突然开枪射击。

子弹击中了任辅臣的胸部，右手也被射穿。但他凭借警察的格斗技能，在负伤的情况下还击，打死了一名土匪，其他人仓皇逃窜。张含光闻声赶来，用白布简单包扎后，连夜将丈夫送到了医院。

然而危机并未解除。第二天，张含光发现医院来了几名可疑的俄国人，打听任辅臣的病房。情急之下，张含光找来针线，连夜赶制了一件白大褂。第二天一早，她穿上白大褂，假扮护士混入医院，趁着换班的空档，用床单将丈夫背了出来。

两人躲到了瓦夏安排的地下党安全屋。在那里，张含光一边照顾丈夫养伤，一边学习医护知识。这段经历不但没有吓退这对革命伴侣，反而让他们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伤愈后的任辅臣不能再以警察身份活动，转而投身地下工作。他和张含光将家里改成了秘密联络点，为地下党传递情报。张含光更是以贤妻良母的形象作掩护，将重要文件藏在针线盒底下，把密信缝在衣物夹层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任辅臣接受党组织指示，以华工管理员的身份，带领两千名中国工人前往俄国。临行前，他对张含光说：＂你带着孩子们在家，不要跟来。＂

谁知一年后，张含光带着三个孩子，跋山涉水来到了俄国。她说：＂革命的道路要一起走。＂从此，这对革命伴侣在异国他乡继续并肩战斗。

三、踏上征程 远赴异国

在俄国的工地上，华工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们住在简陋的木棚里，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连基本的劳动保护都没有。任辅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多次向工地负责人提出改善华工待遇的要求，却总是碰壁。

就在这时，张含光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面对恶劣的生活条件，她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开始组织工人家属互帮互助。她带着一群妇女上山采野菜，研究哪些可以食用，哪些有毒。很快，她就总结出了二十多种可食用的野菜，大大改善了工人们的伙食。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含光还在木棚区设立了一个简易医疗站。她把在东北学到的医护知识教给其他妇女，组建了一支医疗小队。遇到小病小痛，她们就用草药治疗；碰到重病号，张含光就自掏腰包送他们去大医院。

在工人中间，任辅臣夫妇很快就赢得了威信。1916年春天，任辅臣秘密组织了一场大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罢工刚开始，就被俄国矿主发现。任辅臣被抓进了监狱，面临重刑。

张含光立即行动起来。她找到了当地八名有声望的华侨，凑了两麻袋卢布，四处打通关节。同时，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也发动群众声援。在多方努力下，任辅臣终于重获自由。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下，任辅臣组织两千名华工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被称为＂中国团＂。这支部队作战英勇，屡建战功，后来被改名为＂红鹰团＂。

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红鹰团＂的战士们英勇无畏，令敌人闻风丧胆。他们不但为十月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工人的力量。苏维埃中央特意为＂红鹰团＂发来嘉奖电报。

1918年冬天，战事进入最激烈的时期。在一次短暂的休整中，任辅臣回到后方看望家人。他将自己的证件和勋章都交给了张含光，说这些东西也许将来能用得上。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红鹰团＂在一列军用列车上休整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任辅臣指挥部队奋起反击，但寡不敌众，最终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时，留守的战士们群情激愤，要推举任辅臣的大儿子继任团长，重返战场为团长报仇。但张含光擦干眼泪，对战士们说：＂红鹰团是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团长人选应该由军部决定。＂这番话，显示出一个革命者遗孀的胸襟。

四、坚守初心 默默付出

任辅臣牺牲后，苏维埃政府特别关照这位革命烈士的家属。张含光一家被安置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一栋住宅里，还配备了一个警卫班专门负责保护。尽管当时莫斯科物资紧缺，但他们家的生活供应从未中断过。

列宁得知任辅臣的牺牲后，专门派人了解他家人的情况。在得知张含光有回国意愿后，列宁亲自邀请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做客。在会见时，列宁通过翻译对张含光说：＂任团长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维埃政府永远不会忘记。希望您能留在苏联，让孩子们在这里成长。＂

但张含光婉言谢绝了这份好意。她提出要回国照顾双方的父母，这个理由让列宁也无法再多加挽留。临行前，列宁特意为张含光一家签发了一份通行证，并派专人护送他们回国。

1919年深秋，张含光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铁岭老家。那一年，她刚满37岁。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大量卢布，在中国成了一堆废纸，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承认苏联货币。

面对这样的困境，张含光开始变卖首饰度日。等到首饰卖完，她就靠着给人做女红维持生计。白天，她在针线活中度过；晚上，她就教孩子们读书认字，还常常给他们讲述父亲的事迹。

任家的老人们都上了年纪，需要照料。张含光既要照顾老人，又要抚养孩子，还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但她从未向任何人诉说过苦楚。在乡亲们眼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寡妇，没人知道她曾是一位英勇的红军战士遗孀。

张含光把任辅臣留下的证件和勋章仔细收藏起来，但从不轻易示人。她总是说：＂活着的时候要做实事，人走了就让他安安静静地走。＂每当有人问起任辅臣的事，她也只是简单应付几句。

就这样，张含光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坚守了近四十年。她亲手将任辅臣的父母送走，又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大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小女儿成了一名教师，经常资助贫困学生；次子则继承了外公的手艺，成为了一名工艺美术师。

这样的日子本该就这么继续下去。如果不是那次周恩寿家的保姆偶然提到，或许这位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英雄遗孀，就会这样默默无闻地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世人永远不会知道，在东北的一个小城里，还有这样一位为革命付出了一切的女性。

五、晚年岁月 功成名就

听闻张含光的消息后，周总理立即派秘书前去探望。秘书带回的情况令人感慨：这位革命烈士的遗孀住在一间普通的平房里，家具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任辅臣生前最后一次与家人的合影。

周总理当即决定，要给予张含光高干待遇，安排她到北京养老。但张含光却婉言谢绝了：＂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老邻居们都很照顾我，我过得很好。＂

1959年春天，统战部的同志专程来到铁岭，再次向张含光转达组织的关怀。这一次，他们带来了任辅臣当年在苏联的一些照片和文献资料。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印证了张含光多年来默默保存的那些证件和勋章的价值。

当年在莫斯科，列宁接见张含光时曾说过：＂任团长是我们共同的战友。＂如今，新中国也没有忘记这位英勇的革命先驱和他的家人。组织上多次派人来看望张含光，但她始终坚持过自己简朴的生活。

1973年底，年近九旬的张含光身体每况愈下。这一次，她终于答应了组织的安排，来到北京就医。医院给她安排了特护病房，最好的医疗团队轮流值守。统战部的同志们隔三差五就来探望，有时还会带来一些老同志，和她聊聊往事。

在病房里，张含光终于讲述了更多关于任辅臣的故事。比如那次从医院逃生时，她是如何一针一线赶制出那件救命的白大褂；又比如在莫斯科时，列宁是怎样亲切地接见他们一家。这些往事，她藏在心里整整五十多年，直到此时才slowly娓娓道来。

1974年春天，张含光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消息传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哀悼。中央专门为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当年＂红鹰团＂仅存的老战士，也有张含光在铁岭的老邻居。

按照张含光生前的遗愿，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其他革命先烈一起长眠于此。在她的骨灰盒里，放着一枚当年任辅臣获得的勋章，这是她在世时最珍贵的纪念。

如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墙上，镌刻着张含光和任辅臣夫妇的名字。每年清明时节，总有人来此献上一束鲜花，缅怀这对为革命事业付出毕生心血的革命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