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演员陶昕然首次担任制片人、监制，并主演的电影《夹缝之间》在全国上映。没有选择大众偏爱的爆款话题，《夹缝之间》关注的是一个经常被忽视且敏感的群体：留守儿童。
“演员作为文化工作者，应该有一种使命，就是为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人们发出声音。”陶昕然说。
此前因出演《甄嬛传》一剧而被观众熟知的陶昕然，这次以一个相对陌生的制片人身份接受了九派财经的专访，展现出与其早期“安陵容”标签截然相反的决断果敢，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塑造角色，而是一部电影如何立项融资、搭建团队及控制成本。
她坦言作为一个电影“新人”，首次担任制片人，需要大量调度管理全局的繁杂工作，而同时作为主演需要全身心投入戏中，为此导演和她一度“爆发冲突”。
以下是九派财经和陶昕然的对话：
九派财经：请问《夹缝之间》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陶昕然：有一次我母亲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她是我们老家的教师，那天她告诉我一个孩子被性侵的真实案子，让我深感震撼。后来我也看到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感到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们发声。
以往关注留守儿童的电影中，无论是商业片、剧情片还是文艺片，成功案例都不多，为了提高影片的观赏性，我们加入了悬疑犯罪的元素。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走访、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现实中留守儿童在未成年犯罪中占比接近90%，这也是贴近现实的。
九派财经：电影为什么筹备了8年之久？
陶昕然：最初诞生这个想法是8年前，正式立项是在2019年。除了花费时间走访各地的乡村小学进行采风，我们在剧本创作上也有一些曲折。
最初的剧本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当时那位编剧已经写了一万字左右，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成本，但是我们感觉还是不对，决定全部推翻重来。原本预计的2020年夏天开机，只能延迟一年，当时正好是投资人给我们转投资款的第二天，我们就告诉人她这个变动，好在她非常理解。
后来，我又找到现在的导演、编剧郭大路，请他重新开始写剧本。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大城市，为了让他深入体验七八线县城的生活，我们在拍摄地安化县的老城区给他租了个房子，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县城生活，最后用了一两个月，一气呵成地把剧本完成了。
我觉得这一切的采风体验，都是非常珍贵的，但是现在很多剧组就会把这一部分掠过，很可惜。
九派财经：您是因为安陵容的角色被大众所熟悉的，为什么从演员转型为制片人？
陶昕然：演员作为文化工作者，应该有一种使命，就是为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人们发出声音。
行业内的演员转型做制片人的成功案例有很多。确实有人会认为，我现在用拍电视剧的片酬，来投资做电影，这样很“愚蠢”。但我还没有达到像有些电影人卖房子、卖车来拍片这种地步。再加上我本身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不是必须要穿金戴银，也可以用20块的帆布包、吃路边摊。
人生那么短，坚持去做一件你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还是挺重要的。
以前大众可能对我的认知还停留在安陵容，可能有人不信任我能演好其他类型的角色，包括行业内给30+女演员的角色也不够丰富。我认为除了去接一些突破性的角色，我也可以自己去创造。
九派财经：同时作为主演和制片人，您的身份转变带来了哪些挑战？
陶昕然：制片人有大量调度管理全局的繁杂工作，而演员需要投入戏中，为此导演和我一度产生“冲突”。
我记得很清楚，2021年的6月17日，我和导演在安化县低配版后海的一家酒吧旁，因为开拍前我一直在处理各种制片工作，他直接跟我拍桌子，非常生气地质问我说，为什么每次跟他沟通，我都一直在讲制片工作，从来没有分析过人物内心、体验角色生活的感受。其实我只是没有告诉他我去米粉摊学做米粉、去学打麻将等等。
当时在场的另一位制片人内心肯定在想说完了，导演跟老板拍桌子了，这戏肯定开不了机了。但我知道正是因为导演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部作品，所以才会没有安全感，我也需要多沟通。
摄影、灯光、美术团队的选取，我都是直接放权，让导演进行选择。因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我不能因为出了钱，就去横加干预，这种干预并不是良性的。毕竟，整个制作班底都是资深的电影人，反而我是一个电影新人，我需要去不断学习。
九派财经：您是影片的主投资方吗？是如何拉投资的？
陶昕然：我是第一出品公司，投资占比70%。最开始，我只告诉了两三个很亲近的朋友我要做电影，她们和家人都很支持我的职业追求，不过朋友也提醒我要控制好成本，第一步可以小试牛刀，谨慎一些。
在找投资方面，我没有为这部片子奔走呼号，只是和另一位投资人见了一面。当时她因为过敏戴着口罩，我甚至都还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我们聊了不到半个小时，她就决定要投资我的片子，后续第二次见面就是签合同。
可能是因为她看到了我身上那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出于信任投资了我的片子。
九派财经：作为制片人，您是如何进行成本控制的？
陶昕然：我可能没有成本控制方面的发言权，为了保障影片质感，《夹缝之间》的成本简直是疯狂超支。
演员方面没有花多少钱，因为我自己没有片酬，其他每个部分，道具、音效、置景等，成本几乎都超支了10万元以上。比如，电影里坍塌的学校，是我们搭建完后做旧，再用挖掘机推倒的，这都是钱；另一个主场景夜宵摊，就是我们把一条建材市场的商铺全部腾空，再给到商户们补偿，然后重新置景的。
这部电影看上去没有多少视效，但为了区分两条跨越20年的故事线，不去用简单的闪回黑白效果，我们设计了很多转场的细节效果。
九派财经：目前电影选角偏向流量的环境下，你会考虑选择一些明星出演吗？选角方面有哪些标准？
陶昕然：我选角的第一标准是，演员的形象气质是否贴合角色、是否愿意为角色付出，他目前是否炙手可热、颜值多高，反而不太重要。
起初在选男主时，选角团队找到了很多帅气的演员，但我觉得男主作为一个小镇青年，首先不能看起来像明星，首先淘汰了一批大眼睛、皮肤白皙的漂亮帅哥。而且，男主必须愿意为了角色晒黑、减肥，最后我们的男主演赵炳锐在开拍前20天，减重了15斤，他每天只吃几乎没有油盐的水煮菜、蒸鱼，然后穿着一条短裤，裸着酒店楼下晒太阳，路人可能会觉得，这剧组是不是来了个神经病。
此外，为了让男主进入戏中阴郁孤僻的人物内心，导演是近乎残忍地让赵炳锐一个人封闭式生活，我们团队每天一起吃饭，但他是一个人单独住在一间酒店，我们尽量都不理他。
九派财经：您和团队如何对这部影片进行营销宣传？
陶昕然：除了参加海内外各类电影节、做路演、预告物料，我还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视频说想做最“听劝”的制片人，有很多网友对海报宣传语等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及时做出了调整。
作为一部中小成本的影片，如何在众多电影中脱颖而出，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我作为这一商品的制作者，虽然自己知道它的质量不错，但为了完成销售，我们还是要完善它的包装和卖相，尽最大努力做好电影的宣传和发行工作。
九派财经：您如何平衡影片的艺术性和商业性？
陶昕然：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故事为核心，没有太多考虑商业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表演的最高境界是真诚，商业的最高境界也是真诚，所以我们整个制作班底是丢掉了各种方法论，渴望把心掏出来让大家看到。
比如，影响很深刻的是，有一场戏我和片中的女儿相拥痛哭，当时情绪很投入，拍摄现场都凝固了。从商业上来看，那场哭戏肯定可以强烈地调动观众的情绪。但是最终我们都剪掉了，因为那场戏看上去像她和女儿达成了和解，但其实后面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决定以整体剧情的衔接为主。
九派财经：您对《夹缝之间》的票房成绩有何目标和期待？
陶昕然：我自己树立的小目标就是票房能收回成本。目前其实我也很忐忑，我渴望有一个漂亮的结果，一部电影是2万人还是200万人观看，产生的化学反应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和团队已经全力以赴了，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我们都欣然接受。
最后不管《夹缝之间》盈利多少，我都会拿出一定比例去资助留守儿童，尤其是在心理疏导方面。因为我们了解到，目前在衣食物质之外，她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支持。
九派财经：未来还会担任制片人吗？有哪些感兴趣的题材？
陶昕然：会，这是我的第一步，绝不是最后一步。
我发现，以往我合作过的每一部戏，制作人都是30+的女性，她们对自己非常认真严苛。女性作为制片人，我们既有柔和地处理协调多方问题的能力，也有很强的承压和抗击打能力。包括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太会被困于面前的阻碍。即使要花费十年时间，我只会聚集于努力的过程，我认为如果想实现目标，人的韧劲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未来的题材选择，我还是喜欢现实题材，毕竟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一定是含有时代反思和人文关怀。
图源：剧照
九派财经记者夏雯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