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临床专科是医疗机构服务患者的基本单元，临床专科能力建设是医院建设发展的根本任务，对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面对重大疾病，如何整合各临床专科力量，“握指成拳”共同攻克疾病？近年来，专病中心“应需而生”，成为不少医院的破题之法。

近日，本报记者兵分多路实地采访多家医院专病中心建设的探路者，找寻打破学科壁垒，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多学科诊疗服务的更优解，并将这些经验和思考分享在专栏“解密专病中心”中。

到202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将迎来20周岁生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仁济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夏强将肝脏专科引入仁济医院后，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从13张床位起步，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年手术量最大的单体肝移植中心。

在这一过程中，仁济医院拓展多学科融合的肝病“1+N”学科群，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持续的新生动力。那么，这一模式有何探索和创新？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王争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从诊疗中心到学科群

中国卫生：仁济医院探索的“1+N”学科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群”？

王争：肝脏外科虽然是仁济医院仅有20年历程的年轻学科，但建树颇多。根据统计，仁济医院的儿童肝移植年完成量已连续11年居全球首位，占全国儿童肝移植总量的40%左右。肝移植手术量连续13年居全国第一，完成肝移植7000余例，术后生存率国际领先。

“1+N”学科群是仁济医院为探索建设专病中心提出的“一站式”全链条服务模式。具体来讲，是指以优势学科和重点扶持学科为主体，协同相关学科共同参与，在“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诊疗为链条”的目标下，打破原有医学学科和诊疗科目壁垒，整合优势学科资源，促进临床业务能力提升。

对患者而言，传统的医学专科通常专精于一个细分领域，但疾病的复杂性使得患者在实际就医时往往需要辗转多个科室，流程繁复，且容易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与前些年行业内齐推的多学科诊疗（MDT）模式不同，“1+N”学科群更加强调完整学科的聚合。

在MDT模式中，MDT小组通常以一种疾病为中心，例如乳腺肿瘤MDT、结直肠肿瘤MDT等。此前，仁济医院也曾根据疾病病种，探索建立了多个MDT。例如，手术疗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心律失常诊疗中心，落实医学科技发展“十四五”规划的脑血管病中心，为罕见病患者提供高质量临床诊疗服务的疑难及罕见病诊疗中心等。在这些诊疗中心的建设过程中，“一体化、规范化、流程化”等优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业务人员和患者的认可。

但作为行业领跑医院，实际问诊中，常有不属于常规MDT小组的各种疑难病症出现，相关患者无法归类于某一MDT小组。由于数量较少但难度大，一方面，医院无法为该类患者单独新增MDT小组，另一方面，该类疾病通常难度也更大，由各学科抽调人员组成的MDT小组略显单薄，仍要集合各个科室的力量解决问题。

在此考量下，“1+N”学科群实际上是对MDT机制的升级与补充。如果说MDT小组是“一条线”，那么“1+N”学科群的发展就更像“一个面”。其目的，是让科室与科室间的交互更加“丝滑”、通畅，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与质量，优化患者诊疗路径。

在诊疗中心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学科群，增强了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优化了对专病的精细化管理，在确保各个学科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的同时，又能保证各科室间紧密配合、形成合力。

交叉融合形成全链条管理

中国卫生：具体来讲，肝病“1+N”学科群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王争：肝病“1+N”学科群是以临床技术为主体，多平台全面发展的架构体系。

面对患者，仁济医院设置有肝胆综合门诊，无需患者烦恼“挂什么科室”“找什么医生”等问题，肝胆类疾病都可以在肝胆综合门诊就诊，再由肝胆综合门诊将疑难患者分流至相应科室，如后续需其他科室协作问诊，科室间交接也比传统学科间交互更加方便，不仅免去了患者的就诊困惑，更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就诊体验。

在学科群内部，临床部专注于肝移植、肝切除、肝肿瘤综合治疗、移植重症、器官维护与修复等特色诊疗；管理运营部负责移植质控、多学科会诊、单病种管理等工作；科研部拥有临床研究平台、转化研究平台、基础研究平台等；教育培训部是国家器官移植医师培训基地，也是上海唯一拥有移植医师培训资质的机构；国际事务部旨在培养国际化人才，通过技术和人才的“双输出”，推进国际合作。截至目前，仁济医院共为13个国家（地区）培养了40名外籍医护技术骨干。

具体来讲，由肝病“1+N”学科群带动的诊疗服务主要分两个类别，围绕两个“同心圆”展开：

第一个同心圆是从肝移植手术拓展开来的移植相关学科，包括移植心脏病学、移植肾脏病学、移植麻醉学、移植重症、儿童肝移植等相关学科，这一环的学科群（含心内科、肾内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儿科等）可以视为因诊疗过程需要而自发形成的。

第二个同心圆是基于肝移植原发病拓展开来的相关病种，如肿瘤性疾病，良性终末期肝病，先天性、代谢性肝病等；其中，良性终末期肝病可延展到AIH、PBC、PSC和各种原因的肝硬化等（涉及消化科和感染科等）；肿瘤性疾病可包括肝细胞肝癌、胆管癌、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肝母细胞瘤、肝继发恶性肿瘤等病症（涉及肿瘤科、放疗科等科室）；先天性、代谢性肝病包含了一系列儿童或成人的罕见病如肝豆状核变性、糖原累积综合征、α-抗胰蛋白酶缺乏症、酪氨酸血症等（涉及病理科、儿科等学科）。这类“同心圆”式的，由肝移植拓展到肝脏相关疾病的带动式发展，是优势学科自上而下形成的学科带动力量。

另外，从疾病自然发展进程来看，由乙肝肝硬化、酒精肝肝硬化等导致的肝细胞肝癌实际上承接了上游的感染和消化学科，肝肿瘤肺、骨转移又涉及放疗、胸外、介入等学科，肝继发恶性肿瘤也因原发肿瘤部位不同（如肠癌、乳腺癌、妇科肿瘤等）而与胃肠外科等学科交互发展。

两个“同心圆”既通过肝移植形成交集，又通过门脉高压MDT、肝肿瘤MDT、儿童MDT等穿针引线，形成患者的全过程管理，使得医院可以在这一交叉融合领域形成“1+N”的病种全链条响应。

构建“顶天立地”的科研格局

中国卫生：在医教研工作中，肝病“1+N”学科群带来了哪些助力？

王争：仁济医院不仅在架构上为多个学科的“穿针引线”推动融合，更在物理空间上完成了人员团队的深度融合。在建筑布局上，肝病国际诊疗中心、一体化手术室、肝病影像及辅检、肝病门诊等诊室均在同一个建筑内。空间与机制的紧密结合使得“医学+X”的交叉融合可以发挥最大效能。X包括很多基础和转化研究平台，如国家重点实验室（肿瘤所）、上海器官移植与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免疫创新治疗研究院和医院的临床研究中心等机构。

当下阶段，“1+N”学科群还需仁济医院在摸索中继续完善和创新。然而，得益于各完整科室的聚合与交融，“1+N”学科群的科研能力与诊疗水平都要比MDT或MTB模式雄厚不少。这份雄厚，不仅为医院吸引了更多患者，更为学科群与临床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土壤，让医院为药品、器械等医学科研的转化提供了新质生产力。

下一步，我们希望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跳“更高的格子”，构建科研水平“顶天”、科研成果“立地”的大格局，让绝大多数新药能在仁济医院落地应用。一方面聚焦临床前沿的基础双向转化研究，在新治疗靶点、生物标志物等方面发力，开发新的疾病预测模型，吸引早期研发产业集群；依靠临床与科研能力搭建真实世界数据库，发布年度肝病全程管理数据。另一方面，研究成果转化为落地应用，为不同层级医院、不同学科、不同角色提供“仁济经验”。

文：本刊记者王依依通讯员冯浩

审核：孔令敏杨金伟

制作：中小卫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