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宇
《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以“贫弱的新中央”和“对外之积弱不振”等标题深刻揭示了宋代的困境,从而诞生了“积贫积弱”这一精准概括。随着现代对古代中国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宋朝文化的辉煌,它汇聚了千年的智慧,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史学巨匠陈寅恪先生曾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经济和科技的卓越成就,若以GDP衡量,宋朝无疑是当时世界的领头羊,其文明的先进性在全球范围内无出其右,甚至展现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迹象。这一发现激发了现代人对“李约瑟难题”的反思,他们开始聚焦宋朝,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宋代能够持续其发展势头,中国是否可能在欧洲仍处于中世纪时就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避免了后来的衰落与屈辱?
宋代就是这样矛盾,它被动挨打,但却创造经济奇迹,它割地求和,但却文化昌盛,不同的评价同时赋予宋代,这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也反映出了人们对宋朝不同的历史记忆,宋朝到底是繁华还是贫穷?宋代的传言究竟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历史学者谌旭彬的新作《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解读人们对宋朝的矛盾认识。
对历史的解读,人们不能破除现下思想、社会意识、生活环境对过去历史的影响。宋史就是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国破家亡百废待兴时的中国,人们读宋史着重于政治军事以及对忧患意识的解读,而近年的潮流则是聚焦于其物质与文化的兴盛。现在提到宋朝人们脑海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不一定是“杨家将”“靖康耻”,大有可能先想到的是“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这种文化自信的重拾,或许让人们觉得“弱宋”只是在说军事政治,而宋朝的社会和文化还是繁荣昌盛的,然而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书中从双向视角出发,解读两宋三百年间留下的各类史料,重新审视一个繁荣的社会表象之下,更加符合历史逻辑的宋朝另一面。
谌旭彬由下而上地聚焦在历史中的底层群体,这些人往往成为其他群体标榜功绩的陪衬,他们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苦难中的被拯救者、国家大事的默默执行者,同时也是在历史长河中被忽视的沉默者。谌旭彬通过生动的笔触,呈现了他们真实而又残酷的生存状态,揭露了两宋时期“以九千万贫弱者,供养一千万食税群体”的残酷现实,颠覆了人们对于古典中国黄金时代的传统印象,为全面理解两宋王朝体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迪。
书中讲到了宋人与纸的故事,或许从这个点可以观察宋代的繁荣与贫瘠之间的矛盾。宋代文化的昌盛与出版业的繁荣有着直接关系,而出版业繁荣的前提是造纸技术的发达,这种发达从文化出版辐射到了宋人的民生。
现代人的常识中,纸张的功用主要还是书写与记录。但是在宋代,纸张还是宋人日常防寒取暖的必需品,纸张被宋人做成衣服或被褥,成为宋代底层人民的生活用品。穿纸衣的习惯源自五代十国时期,军阀的残暴统治让人们穿不起绢布衣,只能用纸来代替,这个社会现象也延续至宋代。
王安石形容边境战士吃不饱穿不暖,就提到了很多人只能穿着纸衣戍边。宋代政府救济穷苦百姓时,也常发放纸衣。政府还会收集各地的废纸,由官府统一化浆重新制作纸袄,以便帮助各地灾民御寒使用。同时,纸被子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南宋时期,人们不像是在北方需要抵御严寒,南方的冬天,普通百姓大量使用纸被子保暖。可见纸衣、纸被子并非暂时的物品,主要还是其制造廉价,所以才被生活困苦的广大民众使用,以至于官方也会大规模制造这种产品。
南宋戏文《张协状元》中,出身贫寒的主人公赴京赶考,随身携带的也是廉价的纸被子。而主人公在路上遭遇强盗被洗劫一空,幸好得到贫女救助,然而贫女能拿出来的东西也只有米粥和旧纸被子。要知道布与棉的价格被炒到万钱,普通百姓哪里买得起,也得亏有纸保暖,不然就是“路有冻死骨”了。
纸衣、纸被子在宋代被广泛使用,市面上有很多生产制造这些用具的商家。这并非说人们真的喜欢纸做的衣服或者被子,但凡能用布的,人们绝不会用纸。宋代纸衣与纸被子的流行,绝不是什么生活习惯,或者是文人雅士口中的苦中作乐,主要还是生活在贫困线上的民众太多了,他们为了活为了不被冻死,只能用纸做的生活用品。
那么民众穿纸衣盖纸被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在宋代之前,造纸技术差成本高,老百姓无衣可穿的记载很多,那是因为穿不上纸衣。宋代之后,依旧有很多百姓无衣可穿的记载,但穿纸衣盖纸被未再成社会现象。在作者看来或许是棉花的引入和广泛种植,淘汰了纸衣、纸被。可以说以纸蔽体是宋代特有的现象,一方面宋代的记载中布帛锦缎极其丰富,宋哲宗时期政府的绢帛收入达到了2445万余匹之多,是盛唐峰值的3倍有余。另一方面,老百姓却用不起,打仗需要绢布,打败了更需要,皇家、士大夫、富户哪个不需要绢布,官府贷款给穷困百姓让他们养蚕织布,等到收税时百姓再缴纳相应的绢帛抵销贷款。所谓的朝廷采买,其实也是强制性的买卖,市场涨价了但官府不管这些,还是给你贷这些钱,让你交那么多布,老百姓只能倒贴完成任务,最后就是谁参与谁破产,到头来可能连纸衣都买不起。
从纸衣我们便能发现,所谓大宋的繁荣,是统治者的繁荣,是吃上红利者的繁荣,当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时,汴京城外、黄泛灾区、乡间村野那些焦点之外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景象。